1946年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的是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通过浦熙修的报道可以看出，中国民主党派对于未来前景是乐观的，正是在他们的同情与偏向共产党的情况下，国共之间所有突出的政治和军事问题实际上都达成了协议。本文作者蒋丽萍、林伟平，摘自2007年12月号《书城》。
1946年，罗隆基（右）与民盟的另外两负责人沈钧儒（中）、章伯钧合影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这是八年抗战赶走了外患，中国各政治力量和派别聚集陪都共商国是的一次会议。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是三个月前国共重庆谈判达成的一个协定。当时确定政治协商会议的议题是三项：讨论和平建国方案（用毛泽东的话说“是走专政之路还是走民主之路”），讨论召开国民大会（简称“国大”）问题，讨论解放区归属问题。这次政治协商会议史称“旧政协”。
通过当年重庆《新民报》记者、采访主任浦熙修的报道，我们知道，六十一年前的那天，“国民政府礼堂布置肃穆，红茶花两盆在主席台旁开放欲滴，菊花两盆亦辉映作衬。水银灯光四射，将由开麦拉新闻记者笔端记录此富于历史意义之一幕。出席会员席共分五排，左右两列，每列六座。席次排列如下：第一排右列蒋主席，孙科，吴铁城，陈布雷，陈立夫，张厉生；左列张澜，罗隆基，张君劢，张东荪，沈钧儒，张申府。第二排右列王世杰，邵力子，张群，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左列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莫德惠，邵从恩，王云五。第三排右列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曾琦，陈启天；左列傅斯年，胡政之，郭沫若，钱永铭，缪嘉铭，李烛尘。第四排仅杨永浚，余家菊，常燕生三席。”（见1946年1月10日重庆《新民报》晚刊。注：张君劢、莫德惠当日不在渝，未赶上开幕式）各方代表的名额为：国民党八名（蒋介石除外），共产党七名，青年党五名，民盟九名，无党无派九名。
当天的《大公报》社论说：“今天揭幕的政治协商会议，是当前中国的第一等大事。我们对之瞩望，开头应该先说几句吉利话，其实我们的心情一点也不轻松，毋宁是极其沉重的。”
《大公报》的口吻，与会场上娇嫩欲滴的山茶花和交相辉映的菊花，以及银光闪闪的开麦拉完全相反。
为什么要说心情“极其沉重”呢？
二
抗战胜利，外患已除，国共矛盾立时凸现。
从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即1945年10月10日双方签署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到政协会议开幕的三四个月时间里，刚刚经历艰苦卓绝抗战，山河千疮百孔，人民元气大伤的中国，又传来国共双方的枪炮声！而在国共双方的背后，则是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的身影。所以，当时甚至有人从国共相争的战云中看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前景。
《大公报》说心情“极其沉重”，当是肺腑之言。
此番，在日寇投降四个多月以后，国共双方能够披着内战的硝烟，又回到政治协商的谈判桌旁，主要原因是双方暂时谁也无法在军事上达到绝对优势。
而当日坐在政协会议主席台左列的民主同盟各位领导人，看得非常显眼。以民盟为代表的民主党派在当时被称为“第三方”。
其实，第三方人士在现代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向来很少发言权，因为他们手里没有军队。蒋介石的国民党是执政党，手里有政府军，这支军队在八年抗战中损失惨重。在野的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手里已经拥有一百二十多万军队和二百万民兵。而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毛泽东，又恰恰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信奉者。可是，这一回有所不同：这次召开政协会议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美国方面对于中国政策的变化。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杜鲁门总统接受赫尔利大使的辞职报告，委派马歇尔将军作为赴华特使。马歇尔使华的重要任务，是制止中国内战。
美国人当时充满了自信，刚刚结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让他们觉得美国具有巨大的威望和实力，足够让中国政治走上他们划定的轨道上去。“在美国看来，中国内战的原因，主要是未能实行西式民主政体，因此，在中国推行若干民主制，成为马歇尔解决中国问题的入手之处。”（见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P264）也因为这个原因，一批原先在中国政坛上并没有多少发言权的第三方人士，立时成了当时政坛上一股活跃的力量。这批人大都留学欧美，对于西方政治体制和学说十分向往，有的还对之有着不浅的研究。他们因此成为美国及其他国际舆论处理和关注中国问题时的重要参考系数。
三
浦熙修的记者生涯开始不久，就遇到了抗日战争。在战时新闻检查制度下，记者对于重大政治事件的报道受到了严格的限制。所以，在抗战期间，浦熙修的新闻采访写作基本局限在社会新闻方面。虽然出现过诸如“孔夫人洋狗事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批爱国人士滞留香港，处境危险；孔祥熙夫人却在专机里带了洋狗从香港撤退到重庆。浦熙修报道了这一事件。“洋狗事件”引起各界人士极大反感，昆明学生还因此游行抗议。）等重要作品，但是，政治报道方面的热情，是被大大压制着的。
在国统区知识分子和报人的强烈要求下，国民政府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三十日宣布，从十月一日开始，撤销战时新闻检查局，同时废止新闻检查制度。深受国民党舆论压迫之苦的浦熙修此时真是碰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可是，要说完全没有危险，却也未必。《新华日报》社、八路军办事处这些地方，附近都布置着监视的特务，浦熙修到这些地方采访，是需要胆量的。许多人因一九五七年反右的事而责怪也被打成右派的浦熙修软弱，胆小，这板子是打错了地方。
政治协商会议讨论的是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每一个议题都关系着国家的安危存亡，关系着民族的前途，谁会不关心呢？浦熙修以新闻记者的敏感，决定对全体三十八位代表每人做一个专访，倾听他们议论国是，又以一天一篇的频率在重庆《新民报》上刊登。这是重庆新闻界政协会议报道中绝无仅有的做法。三十六篇（有四位是两人合一篇）专访生动记录了各方人士当时的言论和情绪，为我们寻访民国政治在一个特殊阶段的图景留下了真切的记录。这些专访奠定了浦熙修作为一个政治记者的地位，为她日后成为“国共和谈新闻专家”打下了基础，也提升了《新民报》这张民间报的格局。
浦熙修能够完成这三十多篇专访，吃了许多辛苦自是不在话下。但新闻记者的功力，主要还不在是否能够吃苦上，而是表现在常人看来几乎是没有可能获得采访机会的时候，能够坚持设法获得被采访人的接见，并设法让他表达自己的意见。浦熙修是个在事业追求上有着坚忍毅力的女性，所以，尽管“到处看脸色，随时碰钉子”，碰壁之后却绝对没有退缩的意思。虽然没有像西方新闻教科书里说的那样，“从门里被赶出来，要从窗户里爬进去；从窗户里被赶出来，要从狗洞里钻进去”那样夸张，但那种锲而不舍的劲头，却是差不多的。同时，因为她在陪都重庆跑新闻那么多年，特别是年年参与“战时国会”国民参政会的报道（三十八位政协会议代表中有二十二人是参政员），积累了丰厚的人脉关系和丰富的政治报道经验。否则，要在短时间内跟这些政要和各方代表接洽见面都是难事，更不要说在头绪纷繁的国内国际重大问题上与对方平等对话了。
四
几方面的代表中，中共代表，是比较愿意与记者交谈的。那个时候，媒体的生杀大权掌握在国民党手中，中共是“弱势群体”，所以，浦熙修在采访中共代表时，并没有碰到更多的障碍。只有年老体弱的吴玉章，因为身体的缘故，被八路军办事处告知不能接受记者采访。可是，谁能挡得住浦熙修这样的记者呢？一个礼拜天，她就径直找到了吴玉章，作了淋漓酣畅的访问。
中共代表中的重要人物，当是周恩来。“周先生的一件棕色皮大衣，是在灰棉布的全体代表团中最出色的，他那倜傥不拘的风度，坦率有力的言辞，也确是代表团中的领袖人物。”
浦熙修与周恩来的访谈接触到三个问题：一是解放区问题；二是联合政府问题；三是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问题。
开宗明义，周恩来就给出十六个字：“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停止动手，政治解决”，作为对于目前形势处理的原则。中共在选择宣传口号上，历来非常明了简练，容易深入人心。这十六个字，也具备这个特色。而且，这十六字方针一经提出，中共就抢占了一个舆论的制高点，这是显而易见的。
具体说到解放区问题，周恩来胸有成竹：“解放区的承认与否，最好由人民来判断，事实胜于雄辩。中外人士可以组织考察团前往考察，假若认为那里不是普选，可以就地重新选举。”当时对于解放区的争议在于：一些人认为，解放区的政权虽然自称为“新民主”政权，可是，这政权并没有废除共产党的最终控制。“虽然宣布了普选权，但是，党可以不许某些人投票或当选……此外，每一级行政机构都必须由上一级的机构批准，并向其负责。共产党员在各级人代会中占很大比重；在行政机构中他们通常也占多数。”（见《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P725）面对这样的质疑，周恩来并不强辩，但是他学诸葛亮唱空城计，打开大门，愿者进来的办法，以显示他的笃实和坦荡。
谈到联合政府的时候，周恩来说：“国民政府要成为一个民主联合的政府，各党派、无党派人士都能参加，这种精神要贯彻在所有中央政府行政机构中。党治政府必须要改变了，要做到古人所谓的‘庶政公之于人民’。”中国共产党提出联合政府的口号，是在一九四四年日本一号作战中，国民党军队衡阳战役大败之后。
继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五日，中共代表、参政员林伯渠在三届三次参政会上首次公开提出“联合政府”这个口号之后，九月十九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提出了“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召集各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针对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在发表林伯渠报告时，将有关联合政府部分全部删除的做法，第三党领袖章伯钧认为：这“更显示国民党作风的卑下，这种作风如果继续下去，不但谈判无希望，中国的政治也将永无上轨之日”。九月二十四日，重庆各党派各阶层代表五百多人参加宪政座谈会，强烈要求国民党废除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国统区出现了民主运动的新高潮。（见《国民参政会纪实》续编P47—48）周恩来在政协会议前夕对记者谈这个问题，就是要在政治上展开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讨伐，并以这个口号来联合国内其他政治势力。
在谈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时，周恩来给出三种选择：“第一，军队先交党国，再由党国请客”，“这是绝对行不通的”；“第二，先实行政治民主化，党国变成人民的国家，军队再交还给国家，这最为理想。第三，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同时并进，在会议中协商的将是后一种办法。”针对当时说中共在解放区拥有军队是“割据”，周恩来又补充说：“军队该双方都国家化，国民党拥有党军就不算割据吗？”话锋到此，我们可以领略周恩来犀利的一面。
表示自己从此要“偃武修文”的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敞开着黑呢中山装的领扣，被一旁的邓颖超笑指为“军人服装不整”。可见当时采访的氛围很是轻松。但是，叶剑英的谈话却不轻松。他指责美国在支持中国的内战----这一指责，以后成为美国国内的重要纷争，直至美国停止对华军事援助，完全放弃蒋介石政权。（这是另一个话题，在此不表。）浦熙修问及中央（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军队的防地有硬性规定的话，中共将持什么态度？叶剑英对答：“中共的军队，都是从地方人民中产生，所以就防问题，必须各归原位。……人民的军队应该与人民连系，战斗力才会强。”可见，中共是把军队与根据地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自然，这样的看法也是引起歧义的----前面已经提到----当时就有舆论认为军队驻地与政权所在地合而为一，那就是“割据”了。
浦熙修在采访中共代表王若飞的时候，提出了一个广大民众最为担心的问题：“就算能停战，是否仍会重蹈谈谈打打的故辙？”以后的时局发展真是被这句话不幸而言中。当时，王若飞的回答是：“谁打谁，现在看得清清楚楚”。王若飞充满信心地说：“今天要求和平的趋势有三种力量在压迫着：（一）解放区军民的自卫力量；（二）大后方广泛的民主运动；（三）国际上已由劝告而警告。”不能不佩服王若飞的眼光。这三个方面以后真是促使国民党政府倒台的基本力量。
刚刚从美国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归国的董必武，与浦熙修谈得最多的，是他在美国了解到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舆情民意----自然是有选择的。“《纽约时报》的社论是支持国民政府主张援助中国的，但未提以武力援助”；“《先锋论坛报》有六篇社论都反对赫尔利的错误政策，并主张中苏友好合作。《纽约邮报》则是完全同情中国人民方面的。《下午报》最反对美国采取帝国主义的干涉政策，颇注意中国消息，有一天还出了一次中国问题专刊。《世界电讯报》罗斯福夫人的每日专栏即载于上，对中国问题特别关心。《芝加哥太阳报》、《巴尔的摩基督教箴言报》也都是同情中国人民的。纽约市在十一月九日特为中国问题举行了一次示威游行，要求召回在华驻军，参加者约两万人，各工会主张召回驻华驻军的传单随时在散发。”感觉那个时候的中国问题，就好像现在的伊拉克问题在美国一样，全国上下都在议论纷纷。中国内战的烟云不光笼罩在中国的天空上，也使美国上下闻到了火药味。若干年以后，费正清在其著作《美国与中国》中分析道：“我们的问题是怎样使一党专政进行民主改革，以组织一场革命。实际上，我们怀着一个自相矛盾的目标：敦促国民党领袖进行改革，以便削弱他们的专制权力而有利于国内和平；同时加强国民党所控制的政权，作为走向东亚政治稳定的一个步骤。我们卷进了一个继续在物质上加强国民党专政而同时又想使它在政治上自行解体的过程。”（见费正清《美国与中国》P327）
陆定一在政协会议上参加的是军事小组，可他的身份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采访中，他似乎更加愿意谈论的是关于新闻报道和宣传方面的事项。在浦熙修这样一位国统区新闻记者面前，陆定一表达了他的钦佩。他把中国的记者比喻为“是在石头缝里弯弯曲曲的生长大，确是不容易。”他说：“中共的宣传政策，向以老实为主。”陆定一透露，他曾和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吴国桢在招待马歇尔的茶话上会过面，“吴部长曾对他提议‘双方都应取消宣传部’，他回答：‘宣传不可主观’。”看来，陆定一是主张要宣传的，只是，不能“主观”。获得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哲学博士的吴国桢则是从根本上否认了带有利益偏见的宣传。
六十七岁的吴玉章，似乎更像是中共代表团中的统战人士，他通篇报告的是他参加同盟会的经过，以及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当年在日本坐在公使馆里过夜，非要求准其自费留学不可，直到蔡钧公使让日本警察来把他赶出去。因为那时去日本学陆军非官费不可。“梁启超的《新民丛刊》对此大起而攻之，逼得政府把蔡公使撤回，自费留学之目的得以达到。”
中共代表中唯一的女性邓颖超，也是政协会议中的唯一女代表。“连年害着心脏病的缘故，使她的面庞虚肿，回到延安两年多，她的服装也已男性化。”对于邓颖超这个唯一的女代表来说，女权还不是第一位的。她说：“妇女运动不能和整个政治、经济、社会分开来”，她认为“政治协商会议中，有没有女代表无关紧要，妇女界有什么意见，可以向各方面的代表提出，这正可以测验哪一个党派最能为妇女谋福利。”但她强调的是“妇女更须反对内战”。由一个女代表来谈反对内战，特别是从妻子和母亲的角度来谈，自然显得更加动人了。
五
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尽管有的约见起来非常麻烦，可是，既然见着了，访谈起来倒也很是畅快的。
陈立夫家的客厅，“不愧为艺术之家，各色的沙发坐垫，配上两壁的字画，显得静雅恬适，正和主人温和尔雅的风度相衬”。可是，谈话的内容却并不与主人的这种风度相衬。
开口，陈立夫就表示，“对于当政治协商会议代表，根本不感兴趣”。陈立夫是国民党内极右派首领，对于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中共问题根本就不抱幻想。重庆谈判的时候，陈立夫就表示：“与共产党谈判只会助长共产党的声势。”得知马歇尔将军将作为特使来华调停国共关系，陈立夫即向蒋介石表达了反对意见。此次作为政协代表，要和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党各派人士共商国是，陈立夫自然是不愿意的。
浦熙修记录道：陈立夫“温文的脸上总含着微笑”，但是，他对于共产党的批评却是严厉的：“战争完了，理应建设和裁兵，而现在不能缩军反而扩军，不能建设反而继续破坏，连几条蹩脚铁路交通都不能恢复，这实在是违反潮流的事。其实津浦、平汉两路，真正要用武力打通，未尝不可以做到，但政府本着宽大容忍的原则，期待政治解决。”“中共既称崇尚民主，应该尊重多数人民的意志，不应私拥军队，破坏交通，违反大多数人的意志是不聪敏的。”“解放区因交通破坏与外界隔绝，早已成为‘束缚区’了，那里的民选政权，谁见过？谁又知道是怎么制造出来的？”说到联合政府，陈立夫断然否定道：这“决不适合于中国国情。训政结束，是要将政权交还给人民，决不是交给各党派，因为无党派的人民，占了百分之九十八呢。”
(栾泠 编辑)
陈立夫在谈话中也为收复区的接收问题作了辩护。面对接收中那么严重的腐败现象，他却认为“病根是‘迟缓’两字，应付非常时期要以简驭繁，不宜以平常有的手续来应变。”
行政院院长孙科，当时是赞成国共合作的，所以，他的谈话就比陈立夫要和缓些，虽然在浦熙修感觉上来说，“谈的时间不少，但他不像过去那么似的滔滔不绝”。从专访中感觉到，在孙科那里，许多问题还是看得比较轻率的。比如谈到受降问题和解放区政权归属问题，他认为：“都是鸡虫之争。”受降问题随着时间推移，自然会消失；解放区政权问题，他只是简单地说成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他主张“中央和地方要实行均权制，即交通、国防、外交、币制等属于中央，其他一切则归地方”。
这样的解说似乎有点文不对题。孙科在政治上的轻率和糊涂，导致了后来在他负责掌握宪草审议委员会讨论时，“竟放弃他父亲一生奔走号召的五权宪法实质而点头承认了张君劢的设计。”（见《粱漱溟全集》第6卷P900）张君劢设计的核心，是在保留五院制的名义下，注入英国式的内阁制和国会制。“这个设计对蒋介石的地位极为不利，蒋如欲做总统，地位较稳，但无实权，如欲做行政院长，较有实权，但地位不稳，有倒阁的危险。”（见邓野《联合政府和一党训政》P299）果然，这个设计通过后，国民党内部一些人如丧考妣。陈布雷“言及宪草审议会事，彼尤愤慨！”（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P592）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政协会议报告与检讨时，谷正纲“慷慨陈词，垂泣而道！”孙科则发了大少爷脾气，事先就说“如果二中全会压迫他，他即脱党。”（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P593）
与张群的访谈进行得比较艰涩，因为这位智囊人物城府很深。张群与周恩来是国共重庆谈判时的各自代表之一。浦熙修见到张群后，曾将他与善谈的周恩来归入一处，说他俩是“棋逢对手”，张群则谦虚道：“周先生比我会说得多呢。”张群在抗战前曾任外交部长，与日本大使川樾有过谈判。感觉到采访中张群不愿多说话，浦熙修就另寻话题，问他“国共谈判，在抗战前与日本川樾大使的谈判，其趣味如何呢？”张群作了一番冠冕堂皇的回答：“和敌人谈判，受拘束太多。国共谈判，终究是自己家里人，吵吵闹闹，这固然是不得已，但无关紧要，最后是必须求得和平的。”其实，国共双方，谁也没把对方看作是自己家里人。用费正清的话来说：“重庆和延安互相防范的心情比防日本人更加殷切。”（见费正清《美国与中国》P325）果然，在谈到联合政府这个话题时，张群明确表示：“联合政府是谈不到的，《会谈纪要》上也早就写着参与政府，至于参与的程度如何，尚须商量。”国民党这里坚持的还是由他们“请客”的方针。
这次政协会议上，有一点重大分歧，那就是国民大会代表问题。国民党在一九三六年搞了国大代表选举，拟在一九三七年召开国大。后因战争因素搁置。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宣布召开国大，国民党方面认为原先选出的代表资格依然有效，而共产党和民盟的意见是全部代表都要重选。在采访陈布雷时，他表示：“旧代表是根据国民政府所颁布的选举法、组织法而产生的，我们不能剥夺其依法当选的被选举权。”他提出的办法是承认旧代表，然后“根据现在情形，增加名额，容纳各方面及抗战期中新出来的人才。”采访中，陈布雷讲述了在中国实行民主的困难：“老百姓不关心政治，大半还是文盲，这是中国实行民主的最大障碍，所以选举是不容易圆满的。”要求实行宪政的口号起源于清朝末年，国民党在推翻清王朝统治时就认同这个口号，何以到了陈布雷这里，还在重弹中国民智低下，不适宜于民主制度的老调呢？用一句现在流行的话来说，还是屁股决定脑子----坐在统治阶级的宝座上了，自然想万代千秋坐下去。罗隆基在分析民国元年到十六年中国宪政失败的原因时曾说过：“袁世凯洪宪称帝，黎元洪解散国会，曹锟贿选总统，这是有权有势者不受宪法约束，这与小民知识无关。故国家能否实施宪政，问题症结，在当权在位者的诚意多寡，而不在小百姓的知识高低”。（见罗隆基文集《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P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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