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人们议论、探讨1967年7月的“武汉事件”，囿于一些场面性活动与事件的描述，也受到某些刻意的所谓回忆误导，缺乏对当年代表中共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周恩来总理实际和关键作用的了解。1980年代，当事人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以回忆录形式披露了一些史实和个人遭遇、心理活动；1990年代，杨成武也以系列访谈形式，出版了对1967年的回忆。后来，《周恩来年谱》和一系列周恩来研究回忆问世，也提供了一些参考背景。2001、2003年，海外更是出版了轰动一时的《王力反思录》和《晚年周恩来》。不过，许多专门澄清或涉及“武汉事件”的回忆、专著，谈到周恩来多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特别对周恩来在1967年7月18日在武汉军区的重要讲话，又语焉不详乃至绝口不提。文史作者徐明收集现场实录和口述史的文字《亲历者的口述----民众心里的武汉“720”事件》，该资料从当事人群体性口述角度，首次披露了民众心中周恩来的一些活动、言论，引用了周恩来1967年7月18日在武汉军区师级与二级部长会议上的讲话。对照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以及当事人王力后来的回忆、给党中央的申述书，认真对比杨、陈将军的回忆，也对照了当时和后来流传出的传达、记录，还原了周恩来配合毛泽东处理武汉问题的史实，并认为，应回到历史环境理解当时中共中央和周的本意，这是弄清该事件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周恩来代表中央到武汉
“武汉事件”的“英雄”与“罪魁”王力，在秦城受审和重获自由以后，一再说明周恩来的“718”讲话是代表中共中央代表毛泽东的，这一方面也许是想减少对他本人责任的追究，另一方面客观上也是实话。因为周恩来的讲话稿在东湖拟就，此亲笔（毛笔）稿，据权延赤记录杨成武回忆的《微行----杨成武在1967》，是1967年7月17日深夜“（杨）刚从周恩来那边过来”，“将几页纸交毛泽东”，并说“……总理有个总结讲话，这是总理拟的讲话提纲，请主席审阅”。由于事关重大，时间也紧迫，“毛泽东破例地没有留下处理，当即看一遍，还给杨成武说：‘同意，他讲吧。史无前例么，没有经验，错了就检查，就改正，改了就好。’”
王力《向党中央的正式申诉书》在谈到“720”事件问题时是这样说的：“这里要说明的是：第一，1980年政法部门在预审中已宣布关于武汉事件不追究王力的责任了。那时中纪委要王力誊清两份笔记，一份是毛主席在1967年7月18日在武汉的谈话记录全文，另一份是周总理同一天在武汉军区高级干部座谈会上总结发言的要点。看了这两份记录之后，就知道王力的讲话，正是毛主席、周总理讲的话。例如：确定‘钢派’等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要以他们为核心来团结其他群众组织，把‘百万雄师’当作‘团结对象’。周总理传达的中央方针更厉害，把‘百万雄师’定为‘保守组织’。这一点王力没有说。第二，至于要各派群众组织都‘撤除据点’，当时不但如此，还要各派都把武器交给军区保管，这是周总理为保卫毛主席安全而采取的措施，并不是专门针对‘百万雄师’一派的。这不能成为‘使矛盾激化’和爆发“七·二〇事件”的原因……”。
在公开出版物中，王力也申辩说：“主席和总理关于武汉问题的讲话，我都有原始记录，后来中纪委要我誊清过，他们讲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总理的部署，是主席完全同意的。总理讲话中指出，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错误，要公开检讨；‘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要以他们为核心来团结其它组织；‘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他们自己会起变化。中央的方针是说得明明白白的。……主席讲得就缓和一点了，说都是工人，我就不相信一派那么左，一派那么右，不能联合起来？工人阶级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等等。但是，总理讲的这三条，主席一条也未改变。这是主席18日晚召集总理、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李作鹏、汪东兴，杨成武、陈再道、钟汉华开会时讲的”。
当时，中共中央指导湖北武汉文革运动的精神，与当年其他省市问题的处理原则无二，都是批评部队的支左工作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认为造反派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左派”，保守派是“团结对象”。大联合夺权的核心自然是革命造反派。在武汉“720”事件发生前夕，中央决策高层内部思考讨论的和公开的表态、宣传都是如此。周恩来在7月10日前，并未下决心去武汉就地解决问题，但是7月6日以后他与毛频频接触：7日和毛泽东、林彪一起接见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会议的代表（1967年文革三巨头一起接见军队代表机会并不是太多），在6、7日和9日，周恩来连续到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提出要到南方走一走。实际上他与毛泽东已经商议、统一了行止取向，甚至周在10日立即通知陈再道：可以不到北京汇报了，毛主席就要到武汉，在武汉解决问题。在13日会上，尽管他还和林彪、中央文革成员一起劝阻毛，以至劝说“我们已经商定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解决问题，不一定非去不可”；但他很快就不再做无效的说劝，还果断地当场布置当夜就出发的一切要事。即便如此，毛泽东并未明确解决武汉问题的具体办法，13日会议也仅仅是商议去不去，毛坚持要去，又就全国形势和军队讲了一些大道理，没有时间谈武汉具体事宜。所以，在6-9日前，周还持和中央文革商定的在京解决的意见（即与文革小组“626电话”精神完全一致），并未起草什么解决方案；在10-13日，也无具体要求和精力，起草处理武汉问题提纲。甚至，周离开北京前夕，还信告李富春、李先念、陈毅“我有任务离京两三日……”，并未准备久留武汉。看来，7月17日深夜杨成武拿给毛泽东的讲话稿，大致是16、17日周恩来思考、草拟的。其基本背景，来自于“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数月来周对武汉情况的调查掌握，来自对其他省市问题解决的原则和经验，至于毛泽东的精神，具体来自6至9日他俩的议论（至今没有披露），也来自到东湖后大家讨论、毛泽东指示的（毛对武汉问题成熟的原则意见，王、杨回忆多有披露，本文暂不展开研究）。
在13日人民大会堂的高层会议上，宣布毛泽东一行南下武汉，三军领导人层面上的主要任务是保卫毛泽东的安全，周恩来打前站，当然并非单去武汉做前站、后勤，也不需要周事必躬亲地去安排毛泽东的安全保卫。1967年异乎寻常出现党政军高层大队伍随同毛泽东南巡去武汉（毛、周共赴东湖，这是空前绝后的一次；毛泽东“御驾亲征”解决一个地方的问题，在文革里也是唯一的一次）。周恩来的关键任务，就是配合毛泽东，出面解决武汉问题，而不在仅仅保护毛泽东安全的层面上。在文革的1967年，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按《杨成武将军自述》《杨成武将军访谈录》所说，是日下午，毛泽东召集林彪、周恩来、萧华、杨成武和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开会，谈了“文化大革命”的总体设想，……然后提出要到湖南、长沙、武汉去看看，还说准备在武汉游泳。大多数与会者不赞成他去游泳。林彪说：“武汉的武斗严重，安全没有保障。”但毛执意要去。《微行》谈到周恩来不再劝阻，轻拍杨成武的手背，说：“成武同志，你的任务两个。一个任务，作为主席和我的联络员，传达主席的指示；凡是有我向主席的报告，由你转报主席。”他转向全体与会者，重新宣布一遍：“杨成武为毛泽东与周恩来的联络员。”他第二次轻拍杨成武的手背：“第二项任务，保证主席安全……要保证主席的绝对安全。”
毛泽东的南下，带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军委工作的班子，留守北京的中央领导调整了任务，在13日下午的会议上，周恩来对于留守北京和武汉之行的人事分工，已有非常成熟和明确的要求，只是杨代总长的回忆没有一一述说。总的看来，当日大家并无时间讲武汉问题解决的具体事宜，周、杨的准备也十分紧迫。不到12个小时，人马均已上路。王力回忆在7月15日那天：“主席表示他要坐镇武汉，就地解决武汉问题。总理要十五日回北京，我很着急，向主席请示：总理不能走，中央讨论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我们都不知道，帮助主席解决武汉问题没有把握。主席先问总理的意见，总理同意留下，主席说好。主席提出中央确定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要先从部队解决”。可见，开初，周并未主动请缨，由自己在武汉主持解决问题，至少到7月15日，周才决定参加和主持解决武汉问题。写提纲则是之后的事。
毛泽东关于武汉问题的原则认识和决策，要先从部队解决，《微行》和《王力反思录》都有大段披露，本文不再赘述，其他尚未解密。……必须强调的是，毛、周空前绝后共赴一地处理问题，毛泽东亲自坐镇武汉，就地解决文革运动问题，可见武汉问题在毛心目中的非常位置。7月10日周恩来对他的秘书们说：“主席对我讲，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又（根据陈再道前些日对周的汇报）说：“近二十多天，武汉没有发生什么事，两派之间的武斗已经停止，武斗器械也陆续上交。这说明什么？说明陈再道和钟汉华可以控制武汉局势。解决武汉问题，依靠力量还是武汉军区……”（《微行》P11）笔者以为，这里没有披露周恩来秘书们讲述的全部情况，仅仅话音一转，似乎给人留下周似不同意毛去武汉、也不同意说军区无力控制局势的说法和印象。实际上，武汉的大规模武斗在6月27日以后基本停止（26日凌晨周还给造反派回电，制止动民兵武器），截至7月10日仅仅13天；小规模冲突延续到7月上旬始终不断，不过两派主要精力放在准备材料进京汇报上；即便如此，周、毛到达后，汉口与武昌还发生大型冲突，死了人。至于武器，造反派是在谢富治要求他们集中封存，周恩来起草讲话提纲时，才开始集中封存；“百万雄师”派的，完全没有上交，到20日的武装示威就公开出示了数万件。问题是陈司令报喜不报忧，要嘛是周恩来有意不讲武汉局势极不稳定，反流露出一点他对处理武汉办法有自己的保留。但是这些统统在真要去武汉前后发生了改变，否则他为什么把武斗、武器可能威胁毛的安全，始终放在至关重要的地位。这对于理解他在“720”后的认识与行为是有参考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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