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25名委员中，拥有硕士以上学历者超过半数，本科以上学历占比高达96%，其中，习近平、李克强、李源潮、刘延东、和孙政才更拥有博士学历，高学历成为了此届中央委员的一大特点。同时，相比十七届中央委员约六成拥有文科教育的背景，本届中央委员中则达到了九成。在权力代际传承日益制度化的同时，治国精英的学科背景也在向世界接轨。
同样拥有博士学位的习李成为政治局委员中的高学历者
五名博士政治局成员的学术生涯根据官方提供的简历，1975年至1979年，习近平就读于清华大学化工系。1998年至2002年，在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期间，他还在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在职研究生班学习，并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
当年习近平的结业论文《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由人民出版社在2001年出版成书，这篇论文认为农村市场化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包括加快农产品和农业要素市场体系建设、建立和完善农产品和农业要素市场运行机制、深化农产品价格和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全力提高农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积极拓展农村消费品市场、尽快提高农村市场主体进入和占领市场的能力和加强政府对农村市场化建设的宏观调控。此前，陆媒《经济日报》专门发文分析称：“作者的研究与目前有关市场化问题研究相比，许多见解独到有新意，不仅具有理论创新意义，而且具有现实解释力。”
李克强则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北大法律系学生，他的本科论文是《法治机器与社会的系统、信息及控制》，以现代控制论和系统论解释法学学科问题。港媒报道称，李克强在法律专业学习时就表现出了对经济学的强烈兴趣，曾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进行经济学专业的在职研究生学习，先后获得了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
李克强在其硕士论文《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中挑战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二元结构”的观点，主张发展农村工业化，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中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这篇论文和当时李克强两位同学----日后的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和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总裁的孟晓苏的硕士论文，一起被经济学家厉以宁编入了定名为《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的学术文集。
刘延东在文革前考入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从1990年到1998年，刘延东获得了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在职硕士学位和吉林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刘延东的博士论文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中国的政治发展》。与之类似的还有李源潮。中国官媒新华网公开资料资料显示1995年任中央对外宣传小组副组长的李源潮，在中央党校研究生部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学习时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但其博士论文《关于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生产的若干问题》封面上则印有“学位授予日期1998年”，那一年李源潮任文化部副部长。李源潮之前的学历比较丰富，“文革”中后期曾被推荐到上海师大念数学专业，高考恢复后，又考上复旦数学系，后来在职获得了理学硕士和法学博士学位。
而孙政才的求学道路迥异于上述四位政治局委员，在34岁前一直从事农业方面的科学研究， 1997年他不仅以《冬小麦-夏玉米两茬间光热资源配置及肥料合理运筹》的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还利用科技干部到北京区县任职的机会，进入政坛。
此外，港媒统计得出，除孙政才外的25名政治局委员中，凡有在职学习经历的委员，无论本科时学的是理工科还是文科，在攻读硕士、博士时，都无一例外选择了人文社科方向，而在学校和学科选择上普遍倾向于党校和经济管理专业，导师也大都选择研究马列出身的理论专家。
从工科治国到文科治国中共第一代、第二代领导集体可以称得上是革命运动型官员，以十二届中央政治局为例，25名委员中，只有1人有留学苏联的大学学历。而改革开放后，中共选拔出来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及其之后的党政
干部，以理工科出身为主。这些干部大多在文革开始前进入大学，改革开放开始后已经工作多年。
而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都发生了巨大变迁，对走出前现代的要求不再局限于技术层面，还包括经济、社会管理层面等更高的要求，所以组织部门对人才选拔的标准，也开始发生相应变化。
十七届中央政治局中文科出身的委员达到10人，占所有本科以上学历的43．4%，工程师占主导地位的局面从那时起就发生改变。到十八届中央政治局，有文科学历背景的委员已达到17人,占68%。1950年代
生人的政治局常委和委员们更有在求学时代遭受文革冲击的特殊经历。所以他们格外重视77年以后恢复的高考和研究生考试所赐予的机会，如李克强、李源潮、王沪宁、胡春华、赵乐际等人，含金量很高的高等教育文凭，成为仕途胜出的利器。
而对高考恢复前就已工作的“45后”官员，尤其是已经上升到中层以上干部纷纷选择了在职攻读学位。甚至有领导人曾经出国担任访问学者,如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就曾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过访问学者。
学历变化的影响
18届政治局25名委员，具有文科背景的达18人之多，这一结果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反过来又将有助于中国的全面改革。
2012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用了长达一个小时的时间，作了一个从国际经济困局讲到国内经济的转型升级的总结发言。“环环相扣，逻辑严密，听下来有一种豁然开朗的
感觉”。一位参会的高级官员透露了这一情景。据他所知，在如此重要的场合，领导人完全不用讲稿作大会总结发言，他从未见过。而一位省委书记会后感慨：“中国找到了一位非常懂经济的总理。”因为李克强曾经说过综合铁路运输、用电量和银行贷款这三个指标在统计上靠得住，花旗银行就据此编制了“李克强指数”来反映实际经济成长速度。
在专业能力提升之外，高层官员教育背景的多元化也有利于科学决策，多学科门类的领导集体实现了人才结构优化组合，互相弥补各自知识体系的局限性，有利于促进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有机融合。
从整体上来看，中共领导集体的学历越来越高，而且文科比例在扩大，中共文科专业人士执政的趋势，也逐渐回归到世界范围内政坛组成人员的主流形式。比如在美国总统内阁成员中有一半人是律师出身，而从世界范围来看，社会科学家治国也是一种趋势。此外，以经济专业为主的现象，则显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坚定不变的执政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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