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中的共和
袁世凯半身像
任何事情都有其原本。事实上，早在1912年春，种种迹象便在身处万人之上的袁世凯身上表现了出来。南北和谈的确赋予了他国家元首的地位，但在责任内阁制的束缚下，他却没有享受到权力的果实。按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规定，共和国施行责任内阁制，大总统没有最高权力。这部约法由孙中山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第二天颁布，其中因人设法的意图非常明确。
古往今来，权力的矛盾很难消弭，对一生都在攫取权力的袁氏而言，如此种种注定是难以忍受的安排。他不断在声明中陈述自己的挫折和不幸，其中最令他担忧的莫过于党派问题：“无论何种政党……若乃怀挟阴私……飞短流长，藐法令若弁髦……将使灭亡之祸，于共和时代而发生……”而这份讲话，竟发表于其就职后五个月。
袁世凯所指的“飞短流长，藐法令若弁髦”者，正是在国会中占优势的国民党人，他们坚持己见，不断阻挠他的行政计划。1913年3月，以国民党党首宋教仁遇刺为导火索，南方各省在酝酿规模宏大的反袁运动。质疑和争吵到达了顶峰，但袁世凯并不打算屈服，他野心勃勃，准备一举借机铲除所有政治对手。
他有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口号，那就是保持国家统一，更何况时局使人们相信，争论只能将国家带入动荡。1913年5月下旬，“二次革命”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大陆报》记者弥勒询问对局面有何看法，袁世凯回答：“现在看透孙（中山）、黄（兴），除捣乱外无本领，左也是捣乱，右也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之托，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当宣布对南方国民党进行讨伐之后，袁氏又立刻发表通电：“该暴徒等勾煽叛兵，僭窃土地，擅行宣布独立，破坏民国之统一，扰害地方之治安，此等行为，实为乱党，政府不得不依照国家法律以兵备警戒。”
对国民党人来说，以“革命”对抗袁世凯的“反革命”，无疑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选项，尽管如此，过强的愿望有时只能换来适得其反的结果。“二次革命”用来去匆匆证明，政治上的冒进不仅代价高昂，而且得不偿失。正是这次内乱完全改变了袁世凯的心态，更不幸的是，名义上统一了全国的他已不再需要等待，制造舆论、清除异己、培养死党，一切都进行得有条不紊。10月6日，在“公民团”的山呼万岁中，他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
总统权力很快压倒了一切，甚至制宪也不得不在最高意志的支配下运转。1913年夏，议员曾拟定过一份《天坛宪草》，但在解散国民党、国会停开等风波后，宪法起草委员会的30名成员中有28人被剥夺了议员席位，面对如此巨大的打击，所有的踌躇满志都化为泡影，原因非常简单----微弱的分权色彩触碰了当权者的禁忌。
袁世凯的有恃无恐，正是源于自身的实力雄厚，内阁成员是他的亲信，老部下段祺瑞掌握着最精锐的军队，议员们因收买和恫吓噤若寒蝉，大批军警和便衣在街头大肆搜捕异见人士。当又一个新春降临时，民国正无可救药地向一人之治的道路走去。
躁动的开端
这注定了1914年是不安定的一年，而种种躁动的迹象，甚至在年初就得到了体现。国会和进步党内阁遭到解散，随后地方议会也以“扫清满清旧制”的理由被废止，商会被置于新法规的管理之下，《临时约法》事实上荡然无存。对商人、士绅和知识分子来说，这种变化不啻当头一棒。“今日国会、约法、内阁制、地方自治、政党社会种种‘不良’之物皆已剥去矣，今后之种种悉由政府负之矣，是政府虽欲不露其真骨而不可得矣。呜呼，其真骨如何？”1914年2月9日，《申报》以沉重的笔调写道。但作者最后又不得不顾左右而言他----是舆论管制的日渐严厉，让人不敢质疑共和衰微的事实。
1914年4月，全国在战栗中迎来了《报纸条例》的公布，这是在满清灭亡后，政府又一次向舆论伸出触手，广东和北京相继有报刊遭到查毁，即使如《申报》之类的报界巨头，面对重压也不得不正襟危坐。1914年5月，《中华民国约法》通过，这部事实上的“袁记约法”并没有限制总统的权力，反而将宣战、媾和、任免等诸多大权集于一身。“今试将全文中之大总统三字，代以大皇帝，则读之者方将疑为俄国之法！”当消息传到上海时，英文报纸《大陆报》不由瞠目结舌。
至此，袁世凯向独裁迈出了关键一步，和今天的想象不同，不是所有公众都在喟然长叹。共和为何如此不堪一击？其实问题恰好源于自身。新政权的形式是移植的，组织是散漫的，甚至运转也步履维艰。梁启超在《国会之自杀》中写道：“八百员颅，攒动如蚁，汹汹扰扰，莫知所事，两旬不能举一议长，百日不能定一院法，法定人数之缺日有所闻，休会逃席之举成为故实……销此半日之光阴，则相率鸟兽散而已。国家大计，百不一及，而唯岁费六千是闻。”至于议员本身亦鱼龙混杂，尸位素餐者更比比皆是。
泥潭中的政府，注定无法用成绩回应公众，但袁世凯却找到机会，接纳了失魂落魄的人群。他们固然不是天生青睐专制，但拥戴共和的动机却是无比功利。“无识者流靡。然风从浸淫，而竟成一种舆论”，《申报》这样评论，甚至连曾任司法总长的王宠惠也不由哀叹，说宪法是“不祥之物”。
新气象
将共和踩在脚下的袁世凯志得意满，他在公布《中华民国约法》时即公开声明：“障碍已除，政治刷新，正在今日。苟国家之事计，无不猛进励行。”1914年的他试图展现的，是一种崭新的政治气象，他理想中的统治固然充斥着个人主义，但也有高效、近代化和雷厉风行的特征。
1914年，政府的最大危机源自入不敷出。地方当局的各自为政，让整个中央几乎无米下锅：前一年，来自各省的款项只有260万元，但相对的开支却高达9000万之巨。财政专家杨汝梅后来回忆道：“当此破坏时代，一切维持费较之平时自增数倍，中央绝无收入……彼时维持之道，全持外债。”
事实的确如此，1913年的4.12亿收入中，超过50%来自借款，国家只能通过抵押国土资源进行偿还。在财政濒于崩溃的大前提下，袁世凯所掌控的，实际只有关税、盐税和厘金而已，其中关税收入又早已被清偿债务占尽。后两者的征收则纷乱如麻，以盐税为例，1913年的收入仅1100万元，而中央政府从中几乎一无所得。
局势的窘迫让袁世凯痛下狠心，在英国人丁恩爵士的领导下，整顿工作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成效。在1914年，盐税立刻跃升至6050万元，其中53%上交给北京政府。与此同时，财长梁士诒通过在外国银行存入偿债基金的方式，让政府债券首次获得了信用保证。最后一项措施意义更为深远，1914年初，袁世凯授意梁士诒改革货币体系，最终决定在引入银本位的同时，发行一种新货币，并用它作为今后所有货币的典范和标准----这就是袁世凯银元。其制造之精、流通之广近所罕见，甚至到1949年，这种印着他肥胖头像的钱币依旧因可靠而被广为使用。
整顿税收、提高信用、发行新币，种种举措确保了财政稳定。如果不是名义上的统一，相关改革可能根本无法开展，而整饬吏治的尝试，则让其地位更加稳定。《剑桥中华民国史》评论道：“1914、1915年，中国官方制度的中央集权的统一（在民国时期）从未被超越。”也正是在此期间，民国初年的各自为政首次得到了遏制。
然而纵使势力遍及全国，统一政令也需要惊人的努力。作为第一步，大批地方官吏被精心挑选的官僚取代，同时，政府还宣布了一份各省巡按使的名单，其职责只限于民事----或许在袁世凯的印象中，武人可以征服一个国家，但这个国家注定不能永远由武人来统治。
选拔和考核官员在1914年得到了极大关注，不仅如此，政府还致力于消除存在已久的官场腐化，而这场整顿，又是随着当年3月公布的《文官惩戒委员会编制令》开始的，期间平政院（审判官吏罪行的特别法院）的职权得到了规范和完善，其下属的肃政厅专职进行检举纠察。作为肃贪行动的第一批成果：1914年10月底，京兆府尹王治馨因受贿被处决，从判决到执行未超过24小时，办理之迅速，可谓前所未有。
各失所望
结果好一切都好，天真的人们曾这样认为。然而，独裁带走了纷争，也让政治沦为大总统的个人表演。国人很快发现，正如外界提醒的那样，总统的决断并没有想象中那般完美，以盐税改革为例，除山西税收略有减少外，其它地区反而逐年递增。利益受损的地方当局自然不甘寂寞，甚至学校、慈善团体亦设立盐卡，长芦盐价每百斤不过一角五分，运销两淮，所交税费相当于原价的3000%，唯一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政府在“改革”中收获颇丰。
整肃官场的评价同样褒贬不一。从商周到民国，无论以官究官的形式如何鼓舞人心，归根结底，实质无外乎权力场上的生态调整。贪婪是人的天性，任何政权都面临着根治腐败和维护形象间的两难，因此，最好的方案莫过于在不伤筋动骨的前提下，以温和的治理凸显法律的公正。正是因此，被惩办的官员都是精心挑选的，譬如首当其冲的王治馨，他落马的原因其实不是大肆索贿受贿，而是在宋教仁案中发表了不负责任的言论。换言之，精心酝酿的反贪风暴，更可能是一次别有用心的内部扫除。
纵然上述问题算作白璧微瑕，动摇统治的隐患也在大量浮现，军人掌权的现状没有改变，政策与私利的纠缠不清则遭到了怀疑与谴责。至于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则随着官僚做派的复活而日渐疏远，根据一份命令，官员被分为九等：三等卿、三等大夫和三等士。9月25日公布了尊孔的决定，深受自由主义熏陶的报人和士绅们自然愤愤不平。“窃恐本意在重经验，而所保存者仅其习气；本意在注意制度，而所恢复者仅其流弊。”记者黄远庸的评论可谓一针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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