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共全面转变了毛泽东时期的各项政策，在经济体制改革步入正轨的同时，中共领导人也希望在民族问题上有所突破，胡耀邦就此提出了自己对解决民族问题的六条方针。
1982年邓小平与胡耀邦交谈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二日，邓小平会见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并恢复了班禅的职位，一九七九年秋，邓小平邀请达赖派代表团访问西藏，在宴请达赖代表团的宴会上，当时统战部担心西藏翻身农奴会出于对达赖的仇恨羞辱代表团，布置基层说服藏人不要对达赖代表掷石头、吐口水。宴会上的场面却大出中共所料，达赖代表团所到之处，藏人狂热欢迎，有人甚至哭喊“达赖喇嘛万岁！”。
消息传到北京，震动了中央，也让当时胡耀邦决心去西藏实地考察，了解一下西藏的实际情况，一九八○年五月二十一日，胡耀邦和万里一行出发前往西藏。在飞机上，胡耀邦在与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中提出了中共中央为发展西藏经济的六字方针：免征，放开，走人。
免征，就是全部免去全自治区的农牧税，至少两年，还不准随便无偿使用劳动力。放开，就是所有经济活动领域都要放宽政策，怎样对生产有利就怎样做，不要乱加限制。自留地、自留畜，群众自己能搞多少就让他们搞多少。房前屋后人家爱种什么就种什么。群众手里的东西允许人家自由交换。走人，就是要逐步把历年进藏的汉族干部大部分调回内地安排工作和生活，只留少数工作上确实很必要的，要求他们全心全意为西藏人民服务。
五月二十九日，在西藏自治区党政干部大会讲话，提出了着名的“西藏六条”。胡耀邦说：“当前西藏工作的总目标，是使西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比较快地提高起来，建设一个团结、富裕、文明的新西藏。为此要做好六件大事：第一，要让西藏少数民族同胞充分行使在中央领导下的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第二，减轻群众负担，实行休养生息政策，要确定在几年之内免除西藏民众的征购任务。第三，为了缩小西藏与其他省区在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允许西藏在经济上实行开放和自由化政策；第四，把国家支援的经费，用到发展农牧业和藏族人民迫切需要上来。
国家对西藏的经济支持将在一九八○年5亿元的基础上每年递增10%；第五，在社会主义宗旨下发展少数民族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要继承、研究和发扬藏传佛教、民族音乐、民族舞蹈、藏医和藏戏等藏族文化的重要成就。要办一所综合性大学，并保证这所学校的学生百分之九十八是藏族。还要培养更多藏族干部，并要求50岁以下的在西藏工作的汉族干部学藏文藏语；第六，改革民族干部政策，加强汉藏干部团结。他要求包括教员等在内的国家脱产干部最好在两三年内做到藏族干部占三分之二以上。一九八○年七月十日至十四日，胡耀邦主持书记处会议讨论新疆问题，仿照西藏六条他提出对新疆工作的六条方针。
胡耀邦的撤出新疆和西藏干部的建议一经提出，遭到中共党内以王震、邓力群为首的强硬派的强烈反对，邓力群说：“胡耀邦闯了一个乱子，其倾向是压汉族干部，抬民族干部。对帝国主义要分裂中国这样的大问题，他没有警惕，对民族地区民族分裂主义的危险，他没有认识。对一百多年的历史，英国、印度想把西藏搞过去，英国、美国、俄国要把新疆搞走，他完全忽视。在民族地区，反对民族分裂是头等、特等的大事，一切内政都与此有关。”在西藏工作的汉族干部更是强烈反对，对于他们而言，从内地进藏为官是一个难得的镀金晋升的管道，减少汉族干部意味着阻塞了他们仕途发展。在此情况下，因此，胡耀邦的撤出汉族干部政策没有被邓小平采纳。这里，其实已经可以看到，围绕西藏与新疆政策，在当地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他们会以稳定为名，维护自身的特殊利益。
中共建政以来，很快将其政治和经济制度移植到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占多数的边疆地区，在此过程中遭到当地少数民族的激烈反抗，最明显的案例就是一九五九年西藏叛乱，而中共依靠武力对之予以残酷镇压。与此同时，一方面提拔能愿意为其做事的少数民族干部，另一方面不断从内地抽调汉族干部到新疆、西藏为官，保证对当地政权的全面控制。其宣扬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沦为欺骗世人的空架子，新疆、西藏的权力始终掌控在中共汉族官僚手中，当地少数民族高级官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共一党专政的傀儡与花瓶。在此情况下，做实真正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直没有多少进展。
胡耀邦提出的西藏六条中的二三四条主要涉及经济政策，随着经济改革开放的深入与国力增强，这类问题迎刃而解。其中第四条有关财政援助的部分应该是被加倍执行了。二○○七年，中央政府给予西藏的财政补贴达到280亿元，人均超过万元，再加上各省对口支援的资金和项目，总数应该更大。即使计入货币贬值的因素，这个数额也显然远远超过了当年制定的每年递增10%的计划。西藏一九六五年以来每年的财政支出，通常90%以上来自中央财政支援。
而第五条涉及到宗教和文化问题，创办综合性大学（西藏大学）一项已经成为现实，但西藏大学里藏族学生所占比例并没有达到98%；而汉族干部学习藏语藏文一项，也没有太好的成效。为减少藏族和维族的独立意识，中共长期以来一直力图全面控制西藏和新疆当地的宗教势力，当地民众的宗教信仰自由受到干涉，时至今日，新疆的很多学校还禁止学生戴头帽、头巾入校。
胡耀邦主政期间，希望通过实行宽松的政策化解民族矛盾，但他的权力有限，还要听命于邓小平、陈云等中共元老，而且当时中共对新疆、西藏的统治体制早已定型，在当地形成了强大的利益集团，单靠胡耀邦个人的力量，已然无法对之做根本的触动，这样胡耀邦在任期之内没能彻底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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