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高饶事件”，不是为了做什么翻案文章，而是要弄清历史上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当时又为什么会这样去处理，真实原因在那里，这对今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有什么经验教训可以吸取，这才是历史研究的真正意义所在。
编者按：日前，一条《高岗案重新审查，恢复高岗同志称谓》的消息在网络流传。
1955年3月31日，中共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时至2015年3月31日，恰满60周年。值此周年之际，检讨历史，重新审思建国后中共历史上两大政治“罪案”之一的“高岗、饶漱石‘反党’事件”，亦可为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国社会各界关于“依法治国”的“热烈”讨论，增添一个新的视角。2014年8月，共识网曾围绕高岗、饶漱石“反党”事件，访问了国内著名的党史专家林蕴晖先生。本文系访谈的文字整理稿，经林先生审核后授权刊发，以飨读者。
嘉宾简介：林蕴晖，中国共产党历史、当代中国史学者。1954年到1992年，先后在军事学院、军政大学、政治学院、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研室从事党史资料和教学工作；1985年以后，为适应国防大学培训军队高级干部的需要，林先生同王年一、丛进、高化民、萧冬连一起，开始注重于建国以来党的社会主义战略的研究；1995年，他被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聘为特约研究员，参加胡绳、龚育之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中1953-1956年时段的编写工作；林先生退休之后，仍笔不辍耕。其代表作有《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转型》；《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国史札记：事件篇》；《国史札记：史论篇》；《国史札记：人物篇》等。高岗、饶漱石“反党”事件是他长期关注的课题之一。
真正冷静研究“高饶事件”的人并不多
徐书鸣：在“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中，其他背负与高岗相似罪名的领导人大多被平反了，为何高岗却维持“原判”？
林蕴晖：高岗之所以没有平反，有一种说法是邓小平的意思。1980年在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时候，邓小平是讲过这样的话。他说：“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高饶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得也是正确的。”这应该是1980年代对问题的认识。现在可见的史料表明，当年加给高岗的罪名与事实不符，尽管高岗有错误，但上纲为“反党”显然是太过头了。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虽然还保留着高岗“分裂党”的帽子，但是摘掉了“篡党夺权”的帽子。可见，即是官方著作也没有完全按照1980年邓小平的讲话和1981年历史决议的口径来写。其实 ，把高岗散布的一些流言上升到分裂党的高度，也还是值得商榷的。
徐书鸣：现在有人用当年邓小平提出的“宜粗不宜细”原则来淡化对历史问题的讨论。
林蕴晖：如同“文化大革命”当中用歪曲毛泽东的语录用来打人一样，现在也有把邓小平的讲话加以曲解的问题。如1978年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讲话，提出要允许一部分人靠辛勤劳动先富起来的话，有人不顾历史条件、具体所指，指责现在出现的贫富分化、以至官员贪腐都是邓小平的这句话导出来的，就是歪曲原意的典型一例。当年邓说这是一个大政策，是指要打破把平均主义当社会主义的错误观念，说明共同富裕不可能是同步富裕。这与现在社会出现的两极分化和腐败完全是两码事，风马牛不相及。1980年在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时候，邓小平说“宜粗不宜细”，是指做历史决议而言，并非泛指历史研究。一份决议不可能把所有问题都展开来叙述，它只需要对重大事件做出判断，而无需讲事情的来龙去脉、具体情节；历史研究不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谈何研究？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歪曲毛泽东的讲话，把本来针对某一问题的讲话绝对化、普遍化，他们的目的是用毛泽东的话来整人，现在的确也有人在学这一套。
袁训会：刚才提到，国内对于高岗的学术关注度有限，为什么您却持续关注这一议题？
林蕴晖：我对“高饶事件”的关注起源于1980年代初，当时，我负责建国头七年历史的教学工作，而“高饶事件”正是这一时段内影响最大的一个历史事件。在刚开始研究的时候，我能看到的材料很有限，但却注意到，“高饶事件”发生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建国初期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建设新民主主义问题上的重大政治分歧，高岗与毛泽东政见一致并对刘少奇不满，散布了不少对刘少奇不满的言论。由于定性“高饶事件”的具体情节缺乏相应的资料，所以还只能按照原有的结论来写。但对这一事件何以发生，我下了一个自己的判断：“高饶事件”是由建设新民主主义转向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战略转轨过程中的一个“插曲”。
后来，所以一直关注的主要原因：
一是，1990年代以来出版的领导人文稿、文集、年谱、传记、日记、回忆录等，披露的新史料，为人们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条件。
1991年，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出版之后，更多的材料逐渐浮出水面，但是终究还是一面之词。2000年之后，当年被定为高岗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张明远、张秀山的回忆录先后出版，从受害人的角度，为我们展示了“高饶事件”的另一面。
当然，这些材料没有将事件的真相完全澄清，尤其是从四中全会到揭发高、饶的座谈会，短短时间内，高岗面临的政治形势急转直下，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都需要进一步的考证。
现在能看到的主要材料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文稿、文集、年谱，以及《杨尚昆日记》。这些都是第一手的档案资料。
二是，“高饶事件”对此后的党内斗争有着很大的影响，1959年批彭德怀，提出了“高彭联盟”，还是“彭高联盟”的问题；1962年因小说刘志丹，又打出了一个“彭、高、习反党集团”。所以理清“高饶事件”，其意义绝非仅限于“高饶事件”本身。
毛泽东为何突然决定“打高保刘”？
徐书鸣：高岗被指控的诸多罪名，现在也有很多争议。例如，财经会议上“批薄射刘”、组工会议上“讨安伐刘”、“轮流坐庄”等，您认为这些指控，哪些是高岗“罪有应得”？哪些又属于他被牵连其中的呢？比如财经会议，高岗对薄一波的批评内容跟其他与会人的差不多。
林蕴晖：当年中央对高岗的定性，涉及到的几个主要罪行，无论是财经会议上的“批薄射刘”，还是组工会议上的“讨安伐刘”，把罪名扣到高岗头上，从史实来看，都是不能成立的，事情的由头，都来自毛泽东对“新税制”的批评。
张明远回忆说，财经会议第三天，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说“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并点明“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等三句话就是右倾的表现。显然就含有对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批评。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记载，1953年6月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并讨论吴波关于修正税制执行情况及今后税制修订的方向的报告。毛泽东批评说：“1952年12月31日社论说到公私完全平等，是绝对错误的，落后于孙中山。现暂不批准报告，先听各地意见。报告可作为财政部的意见，提交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会议认为：“1952年12月31日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公布的对税制的若干修正(政务会议核准的)，在政治上有原则性的错误。同时，这一问题事前未向中央请示，也未提交中央讨论，在组织上也是错误的。”会议决定：“6月11日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前已决定由薄一波同志准备，现决定由周恩来同志主持。”请看，对新税制错误的定性并提交财经会议讨论，这次政治局会议已做了决定。
1955年，邓小平关于高饶问题的报告更明确讲，财经会议就是以总路线作为指导思想，以统一干部的思想。
所以说，财经会议对“新税制”的批判，是由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引发，还有什么疑问吗？
财经会议以“新税制”为靶子，批评薄一波为代表的“党内资产阶级思想”，自然就联系到互助合作等问题上刘少奇的观点。事实上高岗的发言时间是8月10日，已是12日会议结束前的两天，说“批薄射刘”是高岗煽动起来的不符合事实，刘少奇在财经会议上做检讨，在组工会议上又做了更全面的检讨，显然不是来自高岗的压力。
徐书鸣：高岗“阴谋篡党夺权”的主要依据之一，是毛泽东在到杭州休假之前，决定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而高岗却跑出来讲“轮流坐庄”。
林蕴晖：包括《毛泽东传(1949-1976)》在内，都说1953年12月，毛泽东要外出休假，在一次中央的会议上提出在他休假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而高岗却提出要“轮流坐庄”，从而暴露了自己企图篡党夺权的野心。以杨尚昆名义发表的一篇文章《回忆高饶事件》，这篇文章明显不是杨尚昆自己写的，甚至，是不是经过他看过都存在疑问，因为里面讲的史实颠倒，把高岗讲“轮流”的话，说成是在陈云、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之后的会上说的。杨尚昆应该知道很多情况，这篇文章却错误百出，不符合事实。可是，文章毕竟是以他的名义发表，可以作为一个材料，来对证比较。按杨尚昆的说法，是毛泽东“钓鱼”把高岗钓出来的。
这些说法，人们觉得有些不大符合逻辑。如果毛泽东已明确指定由刘少奇代理，高岗怎么会突然冒出一个“轮流坐庄”呢？
首先得明确一点，毛泽东外出休假由谁主持中央工作的事，并不是由一次会定的，而是两次会：12月15日一次会、12月24日一次会。
12月15日的会，是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12月24日的会，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5日的会是怎样提出问题的呢。彭德怀1962年的“八万言书”中谈到这次会议的情况是，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他外出后谁人主持日常工作？少奇同志首先提出：“主席外出后的日常工作由书记处同志轮流主持。”并提议由周恩来同志主持。周恩来同志再三推辞。高岗赞成“由书记处同志轮流主持。”朱德同志也说“由书记处同志轮流主持。”杨尚昆的回忆文章的“钓鱼”说虽然不确，但却证实了毛泽东是以征询与会人员意见的口吻提出问题的。
我们再看15日的会议决定：毛泽东外出期间中央书记处会议由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高岗、彭德怀参加，集体讨论解决问题。”没有写明由刘少奇主持的字样。
这次会议以后，因高岗的私下活动，邓小平、陈云先后向毛泽东反映高岗的情况，事情发生了变化，于是才有12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在毛泽东去杭州休假并主持起草宪法草案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
这都是《毛年谱》、《邓年谱》披露的档案材料。可见，那种把12月15日的会与12月24日的会混到一起，然后给高岗的“轮流”说扣上一顶暴露了他“篡党夺权”野心的帽子，完全是在移花接木，经不起历史检验。
袁训会：毛泽东对高岗态度的转变，关键事件是邓小平和陈云在毛泽东处“揭发”高岗，但具体的经过，各方的说法不尽相同，能否就您所掌握的材料，为我们介绍下事件过程？
林蕴晖：《陈云年谱》、《毛泽东传》都讲12月17日陈云和邓小平去毛泽东处谈话。《邓小平年谱》记载12月16日下午，邓小平到毛泽东处谈话，这说明，12月15日会后，高岗确实与邓小平有过交谈，在赵家梁的书里交代得很清楚，在散会路上，高岗跟邓小平谈了刘少奇不可信任的意思。
高岗对外散布的一些对刘少奇不满的话，邓小平早有耳闻，这次高岗直接跟自己又谈了对刘少奇不信任的话，当然引起邓小平的警觉。因为在正式会议上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是完全可以的；而在会议做出决定之后，再在私下串连，就违背党的组织原则了。17日，陈云和邓小平一起到毛泽东处谈话，是毛泽东要邓小平约陈云的，还是陈云主动求见的，从《年谱》或《传记》中都看不出来。我个人认为，是毛泽东在听了邓小平谈高岗15日会后的活动以后，要邓小平约陈云来谈话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毛显然知道高与陈云的关系比较好。当毛泽东已经对高岗表现出怀疑的时候，陈云当然要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向毛和盘托出，这时候高岗问题的性质显然就不一样了。
从陈云揭发高岗同他说，多设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的事来看，高岗和陈云的关系确非一般。所以，12月19日，毛泽东派陈云到南方跟林彪等人传话，要林彪同高岗划清界限。后来，高岗写信给正在杭州的毛泽东，要求面见，毛泽东回信委托刘少奇等人跟高谈话，指明陈云不要参加，明显是让陈云回避。
可见，12月15日会议后，毛泽东由原先的批刘转向弃高的具体过程是，邓小平16日与毛泽东谈话在先，然后才有17日的陈、邓到毛处谈话的情况，从而引起了毛泽东的进一步重视，接着，毛泽东才又找更多的领导人谈话。24日，毛泽东经过权衡，才又做出第二个决定，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
毛泽东对高岗态度转变的标志性话语，就是所谓的“两个司令部”的提法，这也需要进一步考证，这到底是不是毛泽东在24日的会议上讲的？毕竟没有原始记录存证，《毛泽东传》上面引用这句话，注明来源是毛泽东1955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被收录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对此，我要打一个问号，用毛泽东后来的讲话，来证明他在1953年会议上的发言内容，且没有当年在场的别人旁证，那很难判断“两个司令部”一说是不是在24日的会议上提出的。
所以要进一步求证，如果24日，毛泽东就把问题提高到“两个司令部”，那他明显是把高岗的问题看成党外问题了。“两个司令部”：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个问题就上了纲了。如果当时毛泽东已经把这件事看得如此严重，那就不是什么“增强团结”的问题，而是一场阶级斗争了，还起草什么《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此后，毛泽东为什么对召开四中全会的方针明确指示：只做自我批评，不作相互批评呢？这跟“两个司令部”的提法不一致啊！
徐书鸣：四中全会上，对高岗的批评还是不点名的、温和的，为什么随后情况会突然急转直下，发展成揭发高、饶的座谈会呢？期间的具体历史过程是怎样的？
林蕴晖：这个过程中也存在很多疑问，毛泽东说四中全会的方针是参会人做自我批评，不要互相批评，等待犯错误同志的觉悟，这都是有文字可查的。四中全会结束后，却马上开座谈会，面对面地揭发，这个决定是怎么出来的？刘少奇有没有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有没有表态？座谈会的过程中，高岗的检讨有没有给毛泽东看过，毛泽东又是什么态度？都没有直接的材料说明。现在可见到的材料：
一是，2月10日刘少奇在四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未见有向毛泽东报告和毛的指示。
二是，2月15日高岗在座谈会上做检讨。16日，周恩来在会上转告刘少奇对高岗15日检讨的意见。未见高岗检讨报毛泽东及毛的意见。
三是，2月25日，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做了一个结论性的讲话，《刘少奇年谱》和《毛泽东年谱》记载，26日刘少奇把周恩来的发言发给毛泽东，28日毛泽东做出回复。
从1953年12月24日到1954年2月初，四中全会开幕之前，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来往互动非常密切，包括决议的起草，不同的修改意见，会议的流程，提前给参会人员打招呼并听取他们的意见，刘少奇自己的检讨，以及如何跟高岗谈话等，事无巨细。刘少奇不断地跟毛泽东报告，毛均给予具体指示。
然而，通过对比《杨尚昆日记》、《刘少奇年谱》和《毛泽东年谱》，我发现，从四中全会召开到2月28日毛泽东批复刘少奇转呈的周恩来的结论讲话，毛、刘之间没有任何来往，这就非常值得思考，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从一个细节，可以剖析这个现象，1954年1月19日，高岗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要求去杭州见他，这封信是在《杨尚昆日记》里有所交代，我曾经在《毛泽东为什么缺席七届四中全会释疑》中引用了这个材料，但当时我没有完全看懂。怎么回事呢？杨尚昆的日记上写道，“19日，信送来，交刘(少奇)，刘约周(恩来)、陈(云)、小(邓小平)、彭(真)、李(富春)谈话”，然后下面写了四个方案，我没有意识到此处的信是高岗写给毛泽东的信，也没意识到四个方案是刘、周等人提出来的，而理解为毛泽东跟杨尚昆商量出来的方案。
《邓小平年谱》出版后，我恍然大悟，1月19日的信，是高岗写给毛泽东的信，杨尚昆把高岗写的信交给刘少奇，刘少奇召集会议讨论处理方案。那么，高岗要杨尚昆带给毛泽东的信为什么要交给刘少奇呢？很明显，1953年12月24日，已经确定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高层的权力结构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这个角度来看，杨尚昆的做法也就不难理解了：第一，杨尚昆要跟高岗划清界线；第二，刘少奇在京主持中央工作，高岗给毛泽东写信是大事，不向刘少奇报告，不符合组织原则，杨尚昆也要避嫌。
再一层是，杨尚昆把信交给刘少奇以后，刘少奇如果直接让他把信交给毛泽东也很麻烦，第一，把信交给毛泽东，如果毛泽东表了态，刘少奇主持四中全会，就失去了主动权；第二，把信交给毛泽东，他是让高岗来，还是不让高岗来？也很为难，处境很尴尬。
所以，最好的处理方式是，杨尚昆把信交给刘少奇，由刘召集高层商谈解决方案。最好的方案自然是毛泽东不让高岗去杭州，委托刘少奇和周恩来跟他谈话，这既让毛泽东摆脱了尴尬的局面，又避免毛泽东事先表态，致使刘少奇主持四中全会，失去主动权，可进可退，都比较好。毛泽东接受这一方案，也表明他把整个事情的处理权都交给了刘少奇。
在四中全会上，调子比较高的是周恩来和陈云，其他人的语调都比较平和。尽管陈云的调子比较高，但也没有撕破脸皮，接下来却突然变成面对面的揭批，这是怎么回事？我查了所有的年谱，还有《杨尚昆日记》，都没有四中全会闭幕到座谈会召开之前，中央书记处开会决定召开座谈会的记录。座谈会是何时决定召开，有谁决定召开，都找不到文字记载。
四中全会开会方针，毛泽东除明确指示只作自我批评外，还通过杨尚昆传话，按决议精神“自我检讨”。对具体事实不深究，讲到别人，暂不深问。应作检讨，一次不好，二次可说；这次不好，以后还可说。但是，2月10日，刘少奇在全会闭幕的结论讲话中，却对上述方针作了另种解释，强调：“等候犯错误的同志觉悟”，“不是要把某些同志所犯的错误掩盖起来”，而是“必须揭露这些错误”。刘说：
“应该指出，在会议中有个别同志对自己所犯错误检讨的还是不够的，但是所有发言的同志都遵照毛泽东同志所建议的我们这次开会的方针，没有对这些同志展开批评。毛泽东同志对这次全会方针的建议的目的，大家都是了解的，就是要等候犯错误的同志觉悟，而不是要把矛盾隐藏起来，不是要把某些同志所犯的错误掩盖起来。因此，犯了错误的同志应该懂得：错误是必须改正的。错误既然犯下来了，可不可以不改正呢？那是不可以的，是必须改正的。”
“为要改正错误，就必须揭露这些错误，必须取得其他同志的帮助，而不能把错误隐藏起来，不能拒绝其他同志的帮助，不能讳疾忌医。”
可以认为，这就是由只做自我批评的四中全会转向面对面揭发的座谈会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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