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中共惯例，2015年将会有近70名正、副部级高官到龄退休。而此前11月初，伴随宁夏、上海和北京三地首虎落马，中共反腐实现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全覆盖”，共查处59名副省级以上官员。大量官员或退休或落马，使得“官员荒”现象日益明显。而日前包括福建省委副书记于伟国、江苏省委副书记石泰峰在内的多位六旬老将被破格提拔，一则是习近平开创用人新常态的举措，另外一个原因，或许正是中共应对“官员荒”的救急之举。
于伟国突破年龄红线履新福建代省长
两大主因导致“官员荒”
按照中共正部级官员65岁退休、副部级官员60岁退休的惯例，2015年部委中，至少将有6名正部级高官和63名副部级高官退休。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国资委主任张毅、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国家安监总局副局长杨元元、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王光亚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这6名正部级官员皆为1950年出生，于今年触及65岁的年龄红线。而副部级退休官员更是涉及中宣部、中联部、外交部、中台办、教育部、公安部、司法部、人社部、国土资源部、审计署、国务院、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银监会等众多部门。到龄退休，成为中共现任官员减少的一大因素。
除此以外，自“十八大”以来，中共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截至今年11月初，宁夏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白雪山、上海市原副市长艾宝俊、北京市委原副书记吕锡文的落马，实现“全覆盖”。至此，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共查处59名省级以上官员。省级以下落马官员更是数以百计。
据统计，目前中国官场有多个要职空缺。2014年12月末，政治局委员孙春兰由天津市委书记转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之后，天津市长黄兴国代理“一把手”，迟迟未能转正;5月，王岐山“助手”陈文清由中纪委副书记、常委转任国家安全部党委书记，其原职一直无人接任;被称为李克强“首席智囊”的宁吉喆在8月19日任正部级的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后，他此前担任的国务院研究室主任之职仍然空缺。
其实自“十八大”全面反腐以来，面临严峻的官员腐败现象，中共更加注重党规党纪权威的维护以及人事任用体系的严格把控。这就造成当下一方面急需人才填补官员空缺，同时中共高层却又对新任官员精挑细选、重重考验，这也就形成了一个两难的局面。为此，习近平当局在选贤用人方面选择一个全新的举措。
习近平用人新常态
日前，在中共新的一轮省部级人事调动中，最受关注的当属两位新省长的履新：1955年出生的福建省委副书记于伟国和1956年出生的江苏省委副书记石泰峰分别出任本省的代省长。这两位都已年届六旬，达到中共的年龄红线，反倒重新履新，获重用。而像这样的履新六旬老将自2014年以来就已出现。有观点认为，这是习近平试图打破以往的“干部年轻化”惯例的举措。
习近平在上台以前，主管党务时就提出干部年轻化不等于按照年龄一刀切。“十八大”执政后，他明确提出选拔干部“四不唯”，即“不唯票、不唯分、不唯GDP、不唯年龄”，“干部成长是有规律的，年轻干部从参加工作到走向成熟，成长为党和国家的中高级领导干部，需要经过必要的台阶……一步登天在现在这个时代是行不通的”。
面对当前形势，传统的干部年轻化思路，造就了大量眼高手低、好高骛远的“三门干部”，欠缺实干经验。这被认为是“激励了少数，伤害了多数；有利于少年得志，不利于中年进步”。而在以往超常规的大面积越级提拔中，不免有一些干部仓促上位，难以胜任，于是后来又出现一批“回炉”干部，即重新回到较低级的岗位上锻炼。于是乎，老臣谋国，将成为习近平治国理正的用人新常态。
而在这一新常态中，还有无法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分析工作经验，于伟国是习近平在福建省的老部下；石泰峰曾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也是时任校长习近平的助手。也就是说习近平当局目前的用人取向依旧“亲信为先”。当然这样选拔上来的官员，一则彼此的信任度很高，另外都很熟悉彼此的工作思想和工作方法，从而对于工作效率的提升也很有帮助。当然，等到反腐局势稳定，执政者全面掌控人事大局之际，对官员展开更大范围的选调征用的同时，严控政治观和思想观，这才是应对当下官员紧缺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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