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头主义圈子文化一向被认为乃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心头之刺，而此轮中共反腐中更是显现出相当一部分落马贪官均涉“圈子腐败”。北京时间12月15日，中共官媒新华社刊文披露了一个被称作“山西汾酒会”的政商圈子。据称，“山西汾酒会”以晋官为主，总人数近40人，目前很大一部分已被当局调查。对此，外界认为，在此轮中共反腐进入“审判季”的敏感时期，官媒再行揭批“圈子腐败”，其中深意值得玩味。
报道称，近年来中国各地在加大力度“打虎拍蝇”的同时，也将打击腐败的重点瞄准一些不正常的“关系网”。2015年7月，山西国投董事长上官永清被查，一个被称作“山西汾酒会”的政商圈子渐渐浮出水面。“汾酒会”是对以晋官为主的经常在固定会场参加聚会的一个群体称谓。据披露，“山西汾酒会”总人数近40人，目前很大一部分已被调查。
而“山西汾酒会”的产生并非异数。报道披露，中央此前13个巡视点中5个被指“圈子文化”，26家央企五大突出腐败问题之一即为“圈子文化”。近两年中央巡视清单和大量案例表明，相当一部分落马官员的腐败均存在“圈子腐败”。
报道称，官员“权力寻租”的欲望是形成官商“小圈子”的重要原因。观察人士分析，在这些“圈”内，众人尊奉共同的“权威”，共同维护并确保其话语权；层级之间抱团不断输送“利益”，形成隐形的“利益市场”甚至“交易价格”，这是吸引少数官员不断陷入“圈子”最重要的原因，逐渐将“人际圈”沦为“以腐败为荣”的畸形生态圈。
而“结圈”原因则是五花八门。有“民俗异化”衍生而出的“圈子文化”，官员将贪腐披上“民俗外衣”，利用“攀亲”手段搞“小圈子”。例如四川青神县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泽利与一名开发商老板“认干亲”，先后收受开发商所送财物180多万元，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亦有“攻守同盟”形成“对抗圈”。2014年9月26日，中央纪委网站首次在对中央网信办副局级干部高剑云的双开通报中使用了“与他人订立攻守同盟，对抗组织调查”的表述。中共十八大后，纪检部门的公开通报中，至少有20名被查官员存在“与他人订立攻守同盟”“对抗组织调查”类似行为。更多的诸如朋友圈、同乡圈、同行圈……官员们喜欢在“圈子”中来回穿梭、乐此不疲。
对山头主义、圈子文化乱象，中共高层深恶已久，尤其是现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心头之刺。
2014年习近平曾5次以“山头主义”、圈子文化、利益集团、人身依附、帮派关系等言辞痛陈结党之害，并曾严词呵斥“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是哪个人的家臣”。
中共喉舌更是吹风不止。2015年元旦，中共喉舌罕见地对中共党内的三大贪腐帮派进行了揭秘，并将一些成员的幕后关系指向周永康和令计划。京华时报引用新华社的报道指出，近年来落马的一些“大老虎”背后，多有一帮官员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勾连，形成一个个或明或暗，或松散或紧密的“帮派”“团伙”，并首次公开给这些团伙命名为“石油帮”、“秘书帮”、“山西帮”。1月5日，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又再次刊文《清正官场须远离圈子文化》，称虽然现代政治已经走上了良性的民主法治之路，但“圈子文化”的遗毒流弊至今仍未肃清。
对此，此前也曾在《当习近平遇到腐败和山头主义的联攻》一文中指出，大陆境内境外，中共地方中央，多年来盘根错节的利益团体、党派势力都在这一史无前例的反腐风暴面前使出浑身解数，欲抗衡求自保。他们最大的赌注就下在一个“众”上。历来“法不制众”，只要“窝案”、“朋党”的“盘”够大，人够众，你就难耐我何。然而，这次是下有对策，上也有对策，真可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在对付三大庙堂巨蛊：徐才厚、周永康、令计划上，中共几乎就是一招----“剪裙边，削羽翼”。突破外围挤压首脑；由易向难，打草惊蛇，举报开路，口供作实，环环相扣。这种“温水煮青蛙”式的攻坚战，波澜不惊，水到渠成。而在早前处理湖南衡阳人大违纪案时，习近平借机高调宣示一定要破除所谓“法不制众”的惯例，对任何违纪、违法者都绝不手软。这实际上也是在隔空喊话，亮明心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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