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2月27日，中国首部反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获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据相关官员介绍，这是一部规范政府和社会开展反恐怖工作的法律，全面系统地规定了中国反恐怖工作的体制、机制、手段、措施。在2015年7月1日，中国还通过了新的国家安全法，对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等11个领域的国家安全任务进行了明确。两项法律议题相近，皆是中共“依法治国”，应对愈益紧迫的国家安全和恐怖主义问题的重要动作。
圣诞节期间，北京遭到恐怖主义威胁
然而，此举却遭西方政界和媒体较广泛的挑剔批评。其指责点主要集中在“损害企业利益”、“限制自由”、“侵犯人权”三个方面。中方对此均予以强烈反驳，他们的一个论据是，其反恐法与欧美的相关规定殊途同归，甚至还不如美国版细致、严苛。因此西方的指责显得有些滑稽。另外，此一事件也反映了中国官方媒体话语权的提升。
中国反恐法引西媒猛批
在几天前的12月24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发出安全警示，接到信息称圣诞节前后在北京三里屯地区可能出现针对西方人士的威胁。随后，英使馆也作出同样预警。中国紧急出动全副武装安全人员驻点站防。此事受到国际舆论广泛关注。其实，这正是中国当下严峻反恐形势的一个缩影，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制定反恐法的必要性。
不过，中国反恐法出台前后，却遭到诸多西方媒体较为负面的解读，其政治人物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心。在2015年3月，奥巴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对这项法案以及中国政府的类似举措予以批评。他说，拟议的规定“实际上会强迫所有外国企业，包括美国企业向中国政府机构提供渠道，使其能够监视并追踪这些服务上的所有用户。科技公司是不愿意这样做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则在12月22日直接表达“严重关切”，称该法可能会影响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和投资，也会使中国的言论和宗教自由受限制。27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的发布会上，英国路透社记者就此事再次提问。
这些指称基本涵盖了西方媒体对中国新反恐法的主要批评内容，也大体代表了西方批评者的主要态度。“损害企业利益”的指控主要针对第十八条。该条款规定：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应当为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依法进行防范、调查恐怖活动提供技术接口和解密等技术支持和协助。
而关于“限制自由”的指控主要针对第六条。该条款规定：反恐怖主义工作应当依法进行，尊重和保障人权，维护公民和组织的合法权益。在反恐怖主义工作中，应当尊重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民族风俗习惯，禁止任何基于地域、民族、宗教等理由的歧视性做法。
西媒“大水冲了龙王庙”
西方政治和媒体较为一致的挑剔批评态度引起中方的不满，与西方媒体角色相近的中国媒体也承担起了“以正视听”的主要责任。值得一提的是，中方在反驳西方指责时尤其强调了一点，即中国反恐法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反恐法。即使是在西媒指责的部分规定，也与美国反恐法呈现很大的相似性。
比如在“限制自由”的指控方面，具有官方背景又较有个性的微信公众账号“长安剑”直接发文反击称：“一秒打脸：法条的设置正是借鉴了包括欧美在内的各国经验！”其文引述参与制定反恐法的全国人大法工委刑法室副主任李寿伟的话称，我们在制定反恐怖主义法的过程中，大量查询资料，包括国外的规定。比如美国、欧盟等的法律，因为反恐工作需要，都对网络运营商、网络服务商的协助义务有明确规定。
美国《通信协助执法法》，明确规定通信服务提供商必须在其系统配置符合“通信监听”要求的功能，为执法机关对通信进行监听预留出必要的设备“通道”，并对加密处理的通信提供解密支持。《美国自由法案》规定，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取得依据美国《涉外情报监控法》成立的涉外情报监控法院（FISC）许可，可获取运营商电话数据，包括打过的电话号码、拨打日期和通话时长。
可以发现，美国这些法律条款与中国反恐法的相关规定几无差异，甚至更为细致、更具强制性，也更容易导致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侵害。另外如英国《通信监控权法》、法国《反恐怖主义、安全与边境管制法》、日本《网络安全基本法》、俄罗斯《反恐怖主义法》等等，也都有类似规定。显然，中国制定反恐法的动作已经落后于很多法治比较完善的国家，而且其具体规定也未见有与他国明显不同的“越位”迹象。
或许也正是因此，同样对中国政治非常悲观的大赦国际东亚地区负责人尼古拉•贝克林在批评中国反恐法之前，不得不首先申明：“美国的反恐法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法律参照版本”。那么，美国政界和媒体对中国在这方面的挑剔批评，其实就显得有些滑稽了。正如中国媒体近年来一年强调的，没有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美国却频频指责中国在南海议题的操作违反国际法的做法一样。
另外，此事也反映出中国媒体舆论层面的一种变化。在近三年里，中国有几家较具独立性的媒体被整顿。同时，很多媒体也经历了一轮低调的改革过程。特别是借助于微信公众号的崛起，执政者对中国国内的话语权陡然增强。这也就意味着，其境外媒体对中国舆论的影响将会急剧减弱。而在中国急欲改善自身海外形象之际，其媒体“进军”海外将成趋势，执拗于傲慢与偏见和意识形态的一些西方媒体也将受到更为直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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