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4年的香港占领运动中，警方抓捕记者使警方和传媒的关系降至冰点，警务处处长卢伟聪曾承诺警方在拘捕新闻工作者之前，会知会警察公共关系科负责人。此次事件中，教育局长吴克俭感到人身威胁报警，警察以“游荡罪”为由扣查两名记者，引发传媒界极大反感和不信任。言论自由和人身安全对立，记者知情权和高官隐私权激烈对撞，这似乎又是一场事先张扬的政治论辩。
香港警方执法屡受质疑
《苹果日报》两名记者2015年12月24日在香港中区追访教育局长吴克俭，结果采访车被重案组探员截停调查，两记者出示记者证无效、且不允许其打电话向上司汇报，之后被警方以涉游荡罪为由带回警署盘查近一个半小时。
从12月24日事件发生到28日香港记者协会、香港摄影记者协会、独立评论人协会三会向警务处处长致函，事件持续发酵。
扣查记者 各方说
香港占中运动期间，有记者被指以铝梯袭警遭拘捕，导致警方和传媒两方关系恶化。当时警务处处长卢伟聪承诺：警方在拘捕任何新闻工作者前，会知会警察公共关系科负责人。而此次事件中，记者亮出记者证后仍被扣押，传媒表示极其失望，忧虑此次事件会成为常规。
《苹果日报》总编辑陈沛敏认为局长吴克俭作为问责官员，传媒采访及监察是天经地义、责无旁贷，而此次记者表明身份仍被扣查，是不合理地阻碍新闻采访、侵犯新闻自由。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岑倚兰也质疑称：“记者开车去追访，客观上怎么会构成人身威胁呢？”
面对争议，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叶国谦认为警方做法没问题，对事件被指妨碍新闻自由感到惊讶和难以接受。他表示，要跟踪没有问题，问题是被跟踪的人感到有威胁，为什么不可以报警呢？
除了传媒和警方之外，行政会议召集人林焕光呼吁大家应平常心看待此事；劳工及福利局长张建宗认为此事是沟通问题，并表示“记者是我朋友，多沟通就没有大问题”；前保安局长、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称自己“习惯与记者打交道”，从未因被追访而报警。
扣查记者 该不该
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叶国谦认为警方做法没问题，被跟踪人感到威胁而去报警是情理之中，但警方在出示记者证后仍然带返警局是引起媒体反感的重要方面。
一、警方承诺在先；二、警方以涉嫌“游荡罪”为由是否妥当，香港摄影记者协会发文称：根据《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研究报告书----游荡问题（论题二十三）》规定，如果游荡者有一连串不轨意图但自行解说圆满，警员便不须再作任何进一步行动。在一般情况下，警员只需把事情记录在笔记本内，所以认为警方此次行为不当；三、警方一再改变言辞，先以干犯“游荡罪”扣查，并阻止记者打电话向上司通报，之后又改口称是邀请记者协助调查，壹传媒公会不满警方行为，认为警方沦为“权贵的工具”，应立即道歉。
教育局方面：一、吴克俭的身份问题。香港记者协会就认为，吴克俭作为高官是公众人物，言行均影响公众利益，记者采访监督情理之中；自由党人田北俊也调侃吴克俭称，戴头盔和墨镜出行就不用浪费警力。二、报警方式。高官若感到人身威胁当然可以报警，这也是叶国谦强调的。但此次报警的方式非常特别。吴克俭没有直接报警，而是由教育局向保安局反映，保安局再把个案转交警方进行。所以记协主席岑倚兰认为此举不恰当，令警方的处理方式与以往有别。即使认为警方调查记者个半钟头没问题的叶国谦也表示，如果是自己感到威胁，会直接报警。
所以，如果自认是普通人，感到威胁可直接报警；如果自认是公众人物，被记者跟访又何须惊慌？
扣查记者 深层担忧
如果是简单的跟踪问题，警察可以记到记事本，留待之后观察。但此次在记者出示证件之后，警方仍然将两名记者带回警署审查。
传媒担忧的并不仅仅是一个半小时的盘问，担心的是如果高官报警，警方处理事务的态度就不同，那么警方就不具有执法的合理性。
如果警方甚至政府开始以官压人，则不仅传媒界的言论自由危若累卵、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也难以保障。说港人斤斤计较，可也许正是在这种计较之中，政府才不敢肆意妄为，社会才会更加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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