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赵紫阳认定：温“不可能大有作为”
2004年3月和5月有两次同赵紫阳长谈的机遇，我都问过他对胡、温的看法。他的判断是：“胡、温是好人，但是，不可能大有作为”。我追问：“为什么？”赵的回答令我意外：“他们是我们培养的人！”我讲：“我懂了，我们都是学《联共党史》长大的人。”赵笑了。
温家宝在2003年-2013年担任中国国务院总理
温家宝是60年代的大学生党员，党要求又红又专，批白专道路。因此，首先是当党的驯服工具，以阶级斗争观点看一切，包括自己的思想。因为《联共党史》讲了，阶级斗争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越来越尖锐、越激烈。经过文革和改革、开放，温讲了政治体制改革，但是他不敢讲党的改革，实际上主要谈的是行政机构改革；谈了普遍价值（他没用‘普世价值’，留了回旋余地），但不谈言论自由、开放报禁、党禁。他的思想没有进步到蒋经国敢于废除党禁、报禁的认识高度。他的思想被《联共党史》、《毛泽东选集》和语录、诗词和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的“四个凡是”的思想牢笼紧紧框死了。“我们培养”出来的听组织话、听领袖最高指示的好人、好党员，怎么可能大胆改革、大有作为呢？
结论是，温家宝一定会在最后两年说尽可能多的好话，但是，没有具体措施，落实不了，一定会成为正确的废话、好听的空话，最多是说了好多句好话，却成不了大事，不可能大有作为。
二、关键时刻，温是守纪律的听从最高领导命令的驯服工具，绝不敢坚持真理、正义和良心
温家宝是好人，也是好党员，即组织上绝对服从最高领袖（邓小平），宁可政治路线犯错误，也绝不敢、也不会坚持真理、在组织路线上犯错误。这正是张劲夫准确地概括的党的高干特殊性格：忠诚的愚蠢，愚蠢的忠诚！
1989年6月20日李鹏六四日记中对温家宝的记录就是证明。李鹏写道：“胡启立说，5月20日彭冲打电话问我，人大拟定的要万里回国的电报，中央批发了没有……然后胡启立即打电话给赵紫阳，赵紫阳口头表示同意万里中止访问美国，第二天，胡启立便要中办主任温家宝同志发这份电报，温家宝看了电报稿之后，就对胡启立说，这份电报中办不能发，胡启立才去找赵紫阳签发的。”“由赵紫阳批准的以人大名义给万里的电报已经由外交部发出。”而邓小平、李鹏控制的“中央叫他继续在美国访问。”李鹏认为“温家宝同志拒绝发出赵紫阳批准的电报是对的。”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温家宝拒绝了也抛弃了总书记赵紫阳的命令，而是听从了李鹏，背后是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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