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中国的军队中，官兵的工资发放（“发饷”），是一件大事。而“欠饷”，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拖欠工资”，则是一个大忌。
1920年，黎元洪骑马留影
为什么说：拖欠士兵的工资，是个大忌呢？因为你不发钱，军心就容易动摇。
在近代中国 “募兵制”的落后军事体制下，大多数人当兵，是为了挣钱、为了吃饭、甚至是为了发个小财。在他们的眼中，“军队”就是一家 “公司”。你“公司”不发“工资”，“员工”谁给你干？
他们就要盘算着跳槽。
以下，我举一个例子。
知名国军将领张治中，在《张治中回忆录》中讲述：在年轻的时候，张治中曾经参加孙中山的“护法运动”。
“护法军” 部队征战到广东省汕头地区的时候，有一次，收编当地的土匪武装。
当时，这股土匪武装被他们的“前任”首长拖欠军饷（工资）好久了，军心动摇，于是，他们才有意接受“护法军” 的收编。
也正是因为如此，这股土匪武装当时向“护法军”，提出来以下一个要求：要求 “护法军”补发土匪武装前任首长所拖欠的工资。
否则呢？否则，他们就不接受改编。
当时 “护法军”的一位旅长，个性愚鲁、不会说话，他在当时，是这样直接回复匪军的：
“……过去的工资，我们不补发，但是，今后的工资，我们一定按时发！……”
匪军士兵们，当场听得满脸通红，齐声大吼道：“什么？不补发？！” 说时迟，那时快，匪军已经拔枪、开火了。乒乒乓乓。辟辟叭叭。
当时身在现场的张治中，脑子机灵，迅速卧倒，因此才逃得一命。
实际上，换了稍有带兵经验的军官，面对匪军上述的非份要求，不应该那样回答，而至少应该这样说：
“咳咳。我们护法军部队，工资准时、足额发放，这个，请弟兄们放心，而至于弟兄们此前被别人家所拖欠的工资，我答应你们：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你们追回来，或者向上级反应，看看如何妥善处理，总之，不会让大家伙挨穷受苦。这个，也请弟兄们相信我们，只要跟着我们部队，好好干，以后的好日子，够你享受的！”
要这样说，那才对嘛。
当然，护法军旅长的拒绝，其实也是合情合理的：你上一个土匪老板欠你的工资，凭什么要我给你补发？你应该找你的前任老板去要才对嘛。
可是，人家是土匪，谁跟你讲理？跟土匪谈判，要哄的。
来硬的，那是行不通的。
相比于护法军的这位愚钝的旅长，当年的老兵油子黎元洪，就显得老练多了。
当年在“武昌起义”中，清军海军将领汤芗铭，率领大清水师 “海容舰”起义、投奔革命军。革命军都统黎元洪闻讯，大喜过望，他所做的第一件事，你猜猜是什么？
你猜对了。
黎元洪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投诚者发饷，也就是发放工资和奖金。当时，黎元洪派了下属，带上大批的“现洋”，登上 “海容舰”，给起义的官兵发钱。大家伙，可高兴了。
这样，才有奔头嘛。
黎元洪为什么首先就想到“发钱”呢？因为他要稳定军心。黎元洪毕竟是个在体制内长期混的人，懂行，成熟，稳重，识大体。
部分革命青年有 “名利”动机，这可不是笔者乱猜，这可是浩如烟海的史料所共同指向的事实。只不过，这个事实，很少人去挖掘它、去提及它罢了。
“民主革命先行者” 孙中山，曾经公然说过这样的话：许多国民党员和革命军人，就是为了升官发财，而参加的革命。
1923年10月15日，孙中山在“国民党广东支部恳亲会”上，说了这样的一番话：
“……本党（国民党）分子过于复杂，党内人格不齐，大多数党员，都是为了当官而加入本党的……”
一个多月后的 1923年11月25日，孙中山在大本营里，又对国民党的同志们，说了以下的一番话：
“……现在的军人（指国民党的革命军人、以及倾向革命的进步军阀），大多数是为了个人当官发财而打仗的……”
孙中山的话，说得很坦率，也很直白。不需要我翻译了。他的这两段发言，收录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广东文史资料第42辑：中国国民党一大史料专辑》第350－353页。
这是史料白纸黑字的记录。
而更加鲜为人知的是：孙中山作为革命党的领袖， 也许是出于财政的窘迫，偶尔也有拖欠员工工资的时候。
孙中山有一个卫士，名叫“罗海云”的，在其所记述的《追随孙中山先生亲历的几件事》一文中，透露了以下一件很突兀的往事：
1924年夏，参加革命的滇军（云南部队）、桂军（广西部队）官兵，找到孙中山，追讨欠薪。孙中山当时，对讨薪的官兵们，说了这样的一番话：
“……你们应该为人民吃点苦，学习当年黄花岗起义烈士，他们都吃自己的饭……”
这段话大体上的意思，是要求滇军、桂军的人员，为了救国大业，不要计较个人金钱的收入、而要象当年“黄花岗起义”的先烈一样，不要名，不要利，要为国家，默默牺牲。
这种自我牺牲，在当今中国的互联网络，有一个很时髦的词儿，叫做 “自带干粮”。
可是，当年 “黄花岗起义”的先烈们，果真是“自带干粮”的吗？不是。这个，我在前文的章节，已经提到过了，在此不再赘述。
孙中山死后不久，国、共两党就分裂了，并爆发了内战。在内战中，国民党派人招安工农武装，也是靠的试图开高价、争取吸引工农武装来降的。
依据老红军黄雍的回忆，1927年南昌暴动失败、工农武装撤退到广东潮汕地区之后不久，国民党就派了人来，想要招安工农武装。
在谈判中，国民党招安工作人员向工农武装所摆出来的第一个利诱条件就是：国民党军队的待遇很好，工资很高。
也就是说：国民党代表说的不是什么“爱国”、“救国”、“反帝”之类的堂面话，而是很赤裸裸的、开门见山的：“咱们国民党待遇高”。
黄雍的上述回忆，收录在《广东文史资料》第30辑第64页，黄雍的自述文章《1927年我在海丰组织暴动的经过》。
说得很好听。只不过，这次诱降努力，最后还是失败了。黄雍不为所动。当然他不为所动有他自己不为所动的原因，别人就不知道了。
那么，国民党军政界人士的待遇，到底有多高呢？
“宁汉合流” 之后的 1928年，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讨论国民党高官的工资问题。
在会上，与会委员的一般提议是：“800元每月”。冯玉祥站起来反对，他说：“西北地区的人民还吃不饱饭，我们的工资，不能这么高！”
不料，许多国民党大员立即站将起来，高声反驳冯玉祥。
有的国民党高官说：“我们穿着草鞋，从广东北伐打过来，人间所有的苦都吃尽了，现在，还不应该享享福？”
这场争吵，被有心人记录了下来，收录在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冯玉祥》第156页当中。
国民党大员的真心话，说得很清楚、很直白：我干高风险的事业，自然应该有高的回报。
那么， 1928年的 “800元每月” 是个什么概念？当年的中国工人，月收入低的有6元、8元；高的有10元、15元；最高的可以拿到20元或者多一点点。而国民党大员提议：每月领 800 元，是普通工人收入的几十倍、甚至是一百多倍。
大家的心里，都有数了吧。
而与国民党高官的经济要求比起来，当年参加工农武装的穷汉子们，要求却显得实在得多了：只要每月能有个20块钱，我就跟你干。
在这一点上，陈独秀在其所写的《关于所谓红军问题》一文中，有这样的笔记：
“……鄂东南之第八军，除一小部分失业农民外，多属溃兵改编而成，最主要的是独立十五旅，《红旗》盛称十五旅兵变是模范兵变；而据第八军政治部主任报告：初加入的十五旅兵士多数动摇，要求每人月饷二十元 ……”
我们从陈独秀的上述笔记中，可以了解到这么一件小事：
当年中国工农红军的“独立十五旅”，是收编的杂牌武装，他们把红军当作是一个“新东家”，要求的工资待遇是“月饷二十元”，比起国民党 “中执委”大员们每月八百大元的“狮子大开口”，当年中国穷人的身价，低得实在是有点儿太可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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