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1月，彭湃发动了中共海陆丰武装起义。起义前，彭湃拟定了由20条杀戮令组成的革命纲领。彭湃生前播下的仇恨的种子在他死后渐渐发芽了。在彭湃就义前一年，他结发妻子蔡素屏分娩后不到一个月即被国民党抓获，旋即处死。1928年至1933年，被国民党杀害的彭湃亲属有：彭达伍(彭湃二哥)、彭汉恒(彭湃三哥)、彭述(彭湃七弟)、蔡素屏(彭湃发妻)、许玉馨(彭湃第二个妻子)、彭陆(彭汉恒之子)。谁也没有想到，彭氏家族的大灾难却是在共产党执政的“文革”中。
2016年1月11日共识网，作者蒙勇鹏，原题为《彭湃开创的“红路”》。
彭湃（1896-1929）广东海丰人，中共早期领导人、中国现代农民运动的先导者
一、彭湃的革命起义纲领
1928年7月，年仅32岁的中国“农民运动大王”彭湃在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冬，彭湃任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
1927年11月，彭湃发动了中共海陆丰武装起义。起义前，彭湃拟定了海陆丰起义之革命纲领。其内容是：一，籍国民党者杀。二，反土地革命者杀。三，曾任文武官员者杀。四，曾充民团警兵者杀。五，曾充反动政府机关差役伙夫者杀。六，一切地主土豪者杀。七，讨租讨债者杀。八，还租还债者杀。九，藏匿契据者杀。十，立妾蓄婢者杀。十一，不服征兵者杀。十二，当堪舆命卜者杀。十三，当巫婆媒婆者杀。十四，吸鸦片者杀。十五，惯作盗窃者杀。十六，盲目者杀。十七，疯癫者杀。十八，残废者杀。十九，老朽不能操作者杀。二十，信仰一切宗教者杀。
如此可怕的杀戮令出自一位土匪之手倒也罢了，可惜它的制定者却是声名显赫的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农委书记。
据台湾的《中华百科全书》记载，“广东之海丰、陆丰为中共农民暴动最早地区……在中共中央命令下，彭湃乃于十月二十五日发动海、陆丰暴动命令……成立所谓“海丰县苏维埃政府”，管理东江各县，采取清算斗争恐怖屠杀政策；其所公布之七条禁令极为残暴，被农民称之为“七杀令”。
这样的杀戮令带来什么后果呢？据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海陆丰农民运动》书中透露，杀戮地主1882人，据一般估计，死亡在万人以上”。
二、彭湃其人其事
2009年9月14日，彭湃被中共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彭湃这个人，还真值得说一说。
彭湃于1896年出生于广东海丰县有名的大地主家庭，他自述家况是：“被统辖的农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人。我的家庭男女老幼不上三十口，平均一人就有五十个农民做奴隶。”
彭湃17岁时就娶妻生子。22岁那年，彭湃的人生轨迹开始发生了变化。这年主政广东的陈炯明教训子弟、为国储才，选派家乡子弟留洋。逢此机缘，彭湃东渡日本，不久考上了早稻田大学。留洋期间，这位圣徒锋芒初露。在日本期间，他开始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共产党宣言》、著名社会主义者河上肇的《社会主义问题研究》等书刊。
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彭湃以后干了些什么呢？
1918年5月下旬，彭湃与留日学生为抗议日本警察迫害中国留学生的爱国运动，决定全体罢课归国。彭湃回到海丰。6月中旬，被迫返日继续学习。9月30日，考入早稻田大学专门部三年制政治科。
1919年4月中旬，24岁的彭湃与部分留日中国学生前往东京火车站，截拦、痛打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章宗祥由此养伤几个月。5月7日，彭湃参加留日中国学生在东京举行的国耻纪念集会和示威游行，被日警打伤。悲愤之余，破指血书“毋忘国耻”，寄回海丰县学生联合会。5月下旬，离开东京经上海回海丰。暑期后返东京。
9月18日，加入当天成立的建设者同盟。不久又加入劳动者同情会。
1920年10月，彭湃在东京发起组织赤心社。11月，加入由日本人和朝鲜人在东京发起组织的戈思摩俱乐部。
1921年，彭湃回国后在广州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又在海丰发起组织“社会主义研究社”、“劳动者同情会”。他在《告同胞》一文中指出必须进行社会革命，破坏私有财产制度，实现社会主义。
留学归来的彭湃好像喝了狼奶一样变得不可理喻。1922年7月29日晚上，彭湃与另外5位农民组成一个六人秘密农会，领导农民同地主阶级做斗争，迈出了海丰农民运动的第一步。为此，家里人痛呼“祖上无德”，骂他为“逆子”。据彭湃自述：“除了三兄五弟不加可否外，其余男女老幼都是恨我入骨，我的大哥差不多要杀我而甘心。”为怕他“败家”，家中兄弟分产自立。彭湃认为自家的财产都是从农民手里抢来的，在分家的时候并未出场，不过他的堂哥还是把他该得的那一份给他带了回来。他将自己分得的田契亲自送到佃户的家中，却无人敢收。1922年11月，彭湃将佃户们召集到自己家中，将田契当众全部烧毁，并宣布：“日后自耕自食，不必再交租谷。”
由于彭公子是海丰最大的富二代，又混了东洋文凭，更与陈炯明有交往，很快就进入了公务员队伍，被海丰县长委任彭湃为海丰劝学所长(即教育局长)，年纪轻轻就混上了副处级。其时，陈炯明在粤推行地方建设，市政建设是题中之义，陈的心腹、海丰县长要拆掉海丰的城墙，为此海丰新旧两派争执不休。年轻的局座自然是赞成破旧立新的，带着教育系统的热血学生亲自动手砸破旧世界。旧派人士对此很是不满，扬言要到教育局殴打彭湃。彭湃虽然有群殴别人的冲动，却没有接受群殴的觉悟，乃远避广州。
在广州期间，彭湃与中共的接触更深，思想上进一步赤化，参与了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竟向海丰县长请辞教育局长。彭湃是陈炯明的爱将，又是陈的心腹，海丰县长自然不允。数月后，他回到海丰，策划了海丰的五一游行，再度拒绝到教育局上班，此职终于得免。
这一年的六月，彭湃决定到农村做实际运动。一开始，他还保留着知识阶层的习气，穿学生装，戴白通帽，讲“斯文话”，农民们以为他是来讨账的士绅或收税的官吏，避之唯恐不及。这位年轻的公子从此赤脚戴笠，执旱烟筒，言粗鄙语，于是逐渐被农民接受。徐向前在文章中曾这样描写彭湃：“个头不高，身着普通农民的衣服，脚穿草鞋，不论走到那里，都能和群众谈心、交朋友，住在一起，吃在一起，像一家人似的。在农民家里吃饭，饭碗上沾着鸡屎，他毫不在乎，端起碗来就吃。这一点的确是难能可贵的，我很佩服他。”
1923年元旦，海丰总农会宣告成立。不久，广东省农会成立，彭湃被推选为执行委员长。
彭湃最早建立农民武装。1924年10月，彭湃等领导成立了广宁农民协会，并建立了县农民自卫军。之后指挥农民自卫军和孙中山大元帅府的铁甲车队取得了对地主武装斗争的胜利。彭湃还注意从理论上总结农民运动的经验，先后举办了多起农民运动讲习所，把农民运动的烈火烧向全国。1926年，他写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开始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中国农民》上连载。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部关于农民运动的专著。
1927年3月，中华全国农民协会成立，彭湃和毛泽东、方志敏等13人被选为执行委员，担负起领导全国农民运动的重任。
1927年8月1日，彭湃参加了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在“八·七”会议上缺席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0月30日，在由彭湃担任中共东江特委书记的领导下，发动了海陆丰农民第三次起义，赶跑了国民党派遣的要员，夺取了政权。随后，彭湃受派从香港回到海陆丰，负责筹建工农兵苏维埃。11月13日和18日，陆丰和海丰先后召开工农代表大会，宣告海陆丰工农兵苏维埃建立。这是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只坚持了四个月。
1929年8月24日下午4时，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5人按时来到位于上海沪西区新闸路613弄经远里12号----白鑫的家里召开中央军委会议。白鑫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每次军委召开会议，都是由他来负责通知。会议刚刚开始，武装巡捕和警察就将此处包围，并上楼按名抓人，好像预知了一样。原来，白鑫早已通过他在南京国民党一家被服厂当厂长的哥哥介绍，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范争波告密，叛变投敌，并在中央军委准备开会时，暗中告知国民党，将与会人员一网打尽。彭湃等均被捕。在狱中，他连遭毒刑，腿部骨折，几次昏厥，仍坚贞不屈。8月30日，蒋介石亲自下令，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内枪杀了彭湃等人。
三、倡导血雨腥风的彭湃给他的家人和后代留下了什么？
彭湃生前播下的仇恨的种子在他死后渐渐发芽了。
在彭湃就义前一年，他结发妻子蔡素屏分娩后不到一个月即被国民党抓获，用铁线穿透双乳，旋即处死。
1928年至1933年，被国民党杀害的彭湃亲属有：彭达伍(彭湃二哥)、彭汉恒(彭湃三哥)、彭述(彭湃七弟)、蔡素屏(彭湃发妻)、许玉馨(彭湃第二个妻子)、彭陆(彭汉恒之子)。
谁也没有想到，彭氏家族的大灾难却是在共产党执政的“文革”中。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党史对彭湃的功绩予以充分肯定。有关彭湃烧毁自家田契，还地给农民的革命事迹，收录进小学课本广为流传；当年彭湃搞农运的海丰红宫、红场，被中央
定为革命历史文物加以保护；彭湃撰写的、中共最早一部阐述农民运动理论和方法的重要专著《海丰农民运动》在全国各地书店发行。
在当时，毛泽东需要仇恨的种子。
彭湃母亲周凤，也备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中央特为老人在彭湃故居旁建造了一栋小楼居住。彭湃的儿媳陈平说，1956年，她陪同周凤到北京出席全国烈军属代表大会，毛泽东称誉周凤为“革命母亲”，还与老人亲切留影。
“文革”前夕，广东省委将海丰定为“四清”运动试点县。在海丰当地一向威望甚高的“革命母亲”周凤却在这场运动中突如其来被打成是“地主婆”。其时，周凤老人已是95岁高龄。
仇恨的种子迟早要发芽，只要有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
时任海丰县海城镇“四清”分团团长、党委书记孙某当时在海丰煽动说，“海丰碰到了一个天大的问题，……海丰是毛泽东思想的天，还是彭老太太(指周凤)的天？是听毛主席的话，还是听彭老太太的话？”、“不砍倒周凤这面黑旗，毛泽东思想就进不了海丰！”
孙某和他的几个支持者，当时在海丰大造舆论。海城镇《四清分团》刊登文章说，“彭湃和张国焘一样是‘左’倾机会主义者”、“彭湃是地主立场未改、品质未改、参加革命动机不纯”。他们甚至用当年国民党攻击海陆丰农民运动的反革命宣传材料，攻击彭湃是“叛徒”。反对彭湃烈士的风潮从此掀起。
生于1928年的彭洪，是彭湃与妻子蔡素屏的第三个儿子。他出生仅两个月大时，母亲在海丰县城被敌人枪决；他1岁时，父亲壮烈牺牲。乡亲彭承训冒着杀头的危险，将他隐性埋名哺育成人。彭洪15岁就成为海丰中学地下党组织一名年轻的党员。
上世纪50年代，彭洪先后担任海丰县委组织部长、县委副书记、县长等职。1957年底，彭洪在广东反“地方主义”运动中受冲击，被撤销县长职务，一年多后重新启用。
1964年春天，在组织的安排下，彭洪担任华南农学院党委委员、水稻生态研究所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当年7月，彭洪一家从海丰迁到广州。
1966年6月19日，彭洪从华南农学院校园被拉回海丰批斗。
彭洪被强加“十大罪状”、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帽子，批斗者说他利用职权提高彭湃，贬低毛主席；抬高海陆丰农民运动，贬低井冈山；反对毛主席提倡的人民公社、大跃进。此外，还有搞“地方主义”，反对“三面红旗”，招降纳叛等等罪行。这次批斗长达100多天。回到广州后，彭洪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到学院农场放牛。
1966年11月一个深夜，彭湃母亲周凤老人突然被秘密劫走，关押进海丰县公安局的牢房里。四个月后，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老人被送回家，造反派冻结了国家发给她的生活补贴、取消她的粮食供给和户口，又勒令当地医生不许为她诊病。
直到1967年11月中旬，广东省革委会负责人按照周恩来的指示，通过省民政厅，在海丰驻军和群众的帮助下，才将周凤老人从海丰接到广州治病。
就在彭家人在北京为营救周凤老人而奔波时，千里之外的海丰，“反彭”浪潮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1967年，“反彭”分子扬言获得林彪“批示”，在海丰制造了血腥镇压和长达半月的围剿，100多名干部群众被杀害，800多人被打成残废或重伤，3000多人被打伤。
1967年8月26日，海丰“反彭”的几个头目操纵群众组织向各公社发出电报，造谣维护彭湃烈士英名的干部群众破坏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围攻、殴打参加会议的代表。随后，几个公社立即组织了5000多人的武装队伍、携带机枪、冲锋枪、步枪等枪械进入海城镇，沿途任意开枪。遭围剿的群众纷纷上山躲藏。彭湃侄儿彭科也在这避难的队伍中。8月29日下午，他逃到郊外的将军帽山，被搜山的一伙人发现。在场一个姓洪的中年男人，听到彭科的名字，立即冲到他跟前，大声喊道：“我要报仇！”举着篾刀，连砍带割砍下彭科的头颅。这个丧心病狂的刽子手还胁迫一个同样在山上被抓的女干部，将这血淋淋的头颅挂在身上，拿回城去。当晚，彭科的头颅被挂在城东门的电线杆上示众，三天后才取下。
在彭科被杀后，彭湃的堂弟彭劲、彭湃的堂侄彭株等彭家亲属也相继遇害。
1967年“8·26”事件后，周恩来下令收缴枪支，停止杀人，不准围捕上山群众，凶手们竟上街游行示威，张贴“猛揪国务院后台老板”等标语。他们大搞株连，对死难者家属进行惨无人道的迫害；还假借“清理阶级队伍”，把过去跟随彭湃闹革命的老同志，成批打成“叛徒”、“反革命”，把大革命时期牺牲的烈士家属也打成是“反革命家属”。
彭湃所著、周恩来题写书名的《海丰农民运动》一书，以及新华书店发行的宣传彭湃烈士和海陆丰农民运动的书籍，统统诬为“黑书”予以没收；与海陆丰农民运动密切相关、被国务院颁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红宫、红场也被改了名，红宫与红场的大门被捣毁，红色围墙也被涂成了黄色。
1968年，黑手终于伸向了彭洪。7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大概九点多，两个年轻人来到彭家，他们是彭洪认识的同事、华农里的造反派。彭洪被抓走后第二天被送到沙河的广州警备区司令部关押。
1968年8月中旬，老家的人报信给彭洪的妻子陈平：彭洪被转移到海丰去批斗了！他被打得遍体鳞伤，还被紧绑在一辆汽车上，头戴用铁条、铁丝做的几十斤重的大高帽，全身涂上黑油墨，在烈日下游斗。陈平心如刀割，却无能为力----—她深知：如果自己也回到海丰，可能难逃同样的劫难。她唯有完成丈夫临走前交代的嘱托，照顾好孩子。
十几天后，噩耗传来。彭科的儿子彭伊林在海丰街头看到写着彭洪“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的大字报。彭伊林给暂居在广州彭洪家中的姐姐彭小真(彭科之女)寄来一封信，信中说道：“你不要忘记你死去的爸爸，更不要忘记你死去的叔叔。”
然而，海丰方面始终没有正式将彭洪的死讯告知陈平或海丰的亲属。在彭洪去世后，陈平带着两个孩子下放到粤北山区的一个干校待了五年，直到1973年才获准返回广州。陈平及彭家亲属始终不相信大字报上说的“彭洪是自杀的”。十年间，陈平通过各种途径，数次上书省委、省革委会，要求调查彭洪的死因，但是一次次石沉大海。
1978年，习仲勋主政广东后，随即揭开海丰反彭湃烈士事件的盖子。
与此同时，广东省委、省革委会同广州军区党委派出联合工作组，协助汕头地委彻底清查海丰反彭湃烈士事件。这支约30人的调查组，由时任省委常委、广东省公安厅厅长王宁带队。成员包括省政法委、司法厅、纪委等单位处级以上的干部，汕头地委的书记也参与了。整个调查时间持续半年之久。
调查组进驻后，陈平从1968年与彭洪一起关在海丰牢狱里的一些老干部的讲述中，知道了丈夫临死前后的情形：彭洪在监狱里被单独关押，严加看守。1968年9月1日晚，彭洪从牢房被押走。接着，紧挨着的公安局大楼内，响彻着吆喝、毒打、惨叫、呻吟的声音，持续至深夜。一会儿安静后，杂乱、急促的脚步声又出现了。一个老干部偷偷爬上窗口望出去，只见几个人用床板抬着不能动弹的彭洪，把他扔回关押的牢房。9月2日深夜，两个农民抬走了包裹着的彭洪尸体……
1978年11月10日，海丰县委为在“文革”中遭迫害致死的彭洪举行了追悼大会，省委、省革委会、汕头地委、地区革委会，都送了花圈，并派代表参加了追悼会。
此后，海丰全县有3200多人得到平反，被开除出队或被迫退职的干部、教师、职工有1300多人获重新安排工作。在反彭湃烈士事件中，犯有严重罪行的原汕头地委副书记孙某，由国家专政机关逮捕；残酷杀害彭湃烈士侄儿彭科的洪某和其他几个民愤极大的杀人凶手，交由专政机关依法严惩。
在彭家获平反昭雪后，陈平和儿女没有要求严惩迫害彭洪的凶手。彭伊娜说，当时国家百废待兴，我们家人一致认为，要向前看。彭家冤案是“文革”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问题，不是个人的问题，不应怨怨相报，否则永无了结。但是，党、国家、民族不可以忘却这段历史；我们所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们，都应该自省和反思。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