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朝鲜的一意孤行，为中国的未来安全和世界和平计，应当尽快调整对朝政策。在这方面，当年邓小平果断处理对阿尔巴尼亚的关系极有借鉴意义。
新年伊始，朝鲜当局不顾国际社会的一致反对，悍然进行了第四次核爆试验，引起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多年来，朝鲜不顾中国政府的劝告和努力，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我们的家门口进行核武试验，这不仅是对亚洲和世界和平的挑战，而且直接威胁中国的安全，我们当然不能等闲视之。
面对朝鲜的一意孤行，为中国的未来安全和世界和平计，我认为应当尽快调整对朝政策。在这方面，当年中共中央果断处理对阿尔巴尼亚的关系极有借鉴意义。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11月23日，中国同阿尔巴尼亚建交。开始几年两国保持着国与国之间正常的外交关系。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发表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尖锐批评斯大林的严重错误，中方对此深为不满，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开始蒙上一层阴影。
1960年6月，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中苏两党代表团的意见分歧公开化，阿尔巴尼亚代表团表态支持中国。这样，在中苏关系、阿苏关系出现破裂时，中阿关系却在意识形态相互认同的基础上迅速升温，进入“蜜月期”。两国高层频繁互访，周恩来总理先后于1964、1965、1966年三年三次访问阿尔巴尼亚；阿国高层也频繁访华，阿总理谢胡1966年访华时，中方安排首都北京百万群众夹道欢迎，盛况空前。
中国对阿尔巴尼亚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据有关资料披露，从1954年起，中国向阿提供经济、军事援助折合人民币100多亿元，阿总人口才200万，平均给每人达4000多元(当时中国人均年收入不到100元，有的地方农民干一天才8分钱)。至1978年6月底，中国帮助阿兴建了钢铁、化肥、通信、广播、电视等设施，共计承担了142个项目。为建设这些项目，中国先后派出近6000名专家，并为阿尔巴尼亚培养了几千名技术骨干。中国援阿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平均1公顷地400公斤，远远超过我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军援项目数量之大，也远超出阿实际需要。而这一切，阿方似乎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1960年底，正值中国最严重的大饥荒时期，中国自己勒紧裤腰带，援助了阿尔巴尼亚5万吨粮食。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急需的东西，甚至包括2100万美元的自由外汇。据70年代初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的耿飚将军回忆，阿第一书记霍查曾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阿总理谢胡也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
由于中国对阿尔巴尼亚“有求必允”，阿方也就心安理得。中国帮阿建设纺织厂，而阿自己没有棉花，要中国用外汇替它买；织成布做成衣服，没地方卖，便销往中国，倒过来竟然赚的还是中国的钱。中国援建了化肥厂，但阿方不要中国的机器设备，指定要意大利的，中国动用外汇买来意大利的给他们安装，坏了之后，阿方又提出要中国再从意大利买机器来更换。阿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中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而众所周知，中国自己国内用的却是木杆和水泥杆，优质钢管电线杆几乎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中国援助的水泥、钢筋，阿方用来到处建烈士纪念碑----2.8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建了1万多座。中国援助的化肥，到处乱堆，任凭日晒雨淋。
1966年5月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成为世界上唯一对“文革”表示支持的执政党。1966年底，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中，把阿尔巴尼亚称誉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明灯”，并引用唐诗名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比喻中阿关系。阿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霍查也效法中国，在阿国内发动文化与意识形态革命。
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双方利用多种场合和渠道进行接触，互相传递出和解的信号。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两国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中阿关系开始大幅度降温，并作出一系列的过激反应，中阿的政治分歧日趋严重。
尽管如此，阿方仍然狮子大开口，向中国索要援助。1974年10月，阿总理谢胡写信给周恩来总理，强烈要求中国，在阿尔巴尼亚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继续提供高达50亿人民币的贷款。此时的中国因文革动乱，经济已处于捉襟见肘、近乎崩溃的边缘。由于援建项目进展缓慢、援阿物资久未到位，阿劳动党便恼羞成怒，谴责中国“已完全堕落成修正主义”。
1976年，周恩来、毛泽东的先后辞世以及中共粉碎“四人帮”、纠正文革错误等做法加剧了中阿两国在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国家关系的倒退。1977年7月，阿尔巴尼亚党报《人民之声》在霍查授意下发表题为“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社论文章，对中国大肆攻击，诬蔑中国援阿是“破坏”阿经济的“别有图谋”之举，中阿关系全面、公开破裂。
面对这样一个以怨报德、恩将仇报的国家，中国当然要调整对它的政策，据王洪起《“山鹰之国”亲历》披露，随着中阿两国关系日益恶化，阿尔巴尼亚反华调子越来越高。时隔不久，复出后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以一位大政治家非凡的胆识和魄力，在外交领域采取了第一个重大决策和断然措施，就是指示外交部，对阿尔巴尼亚停止援助，撤项目、甩包袱，果断地摆脱中阿关系的畸形状态。
外交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由余湛副部长主持，苏欧司和外经部的有关同志起草关于停止对阿援助的报告和照会。1978年7月7日，即阿发表批判“三个世界”理论的文章《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正好一年之后，我国公布了外交部照会(即“七七照会”)，指出：一个时期以来，阿领导集团出于内外需要，对中国由影射攻击发展到公开反华。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仍继续向阿提供了大量援助。但阿尔巴尼亚以怨报德，对中国援阿工作不断刁难，设置障碍，明明是阿方不负责任造成的过错，反诬我“怀有损害阿经济的蓄意图谋”。阿方采用各种手段，妄图压中方多给东西、快给东西。由于阿尔巴尼亚在反华道路上越走越远，双方的合作基础已被阿方破坏殆尽，迫使我方再也无法履行协议。针对上述情况，中方应抓紧时机，撤回专家，停止对阿成套项目、一般物资、军事装备和现汇的全部援助。报告经国务院批准后，外交部协同各援阿职能部门，对停援和撤回工程技术人员的实施办法进行了周密安排。同时，对我国撤援后阿尔巴尼亚的走向也作了估计，并制定了应对方案。报告认为：中国撤援后，阿尔巴尼亚马上倒向苏修也不那么容易，即使倒过去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它要倒向西方，我们也不必担心，“社会主义明灯”已经熄灭了，其分量、作用就那么一点点。从全球战略考虑，我们下决心甩掉这个无足轻重的“又臭又硬”的石头。我们采取脱身政策，让出去，谁愿意背这个包袱就由谁去背。
1978年7月29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和阿部长会议致函中共中央和中国国务院(即公开信)，中阿关系的公开破裂。接着，霍查开足舆论工具的马力，对我国当时的内政外交进行全面攻击、全盘否定。对我国主要领导人指名道姓地进行诽谤，恶毒攻击“中国是最危险的敌人，比苏联更危险”。“中国搞四个现代化是想当超级大国”。指责我国停止对阿援助是“反革命、反动行径，是中国对阿的出卖”。霍查在《中国纪事》一书中则全面反华，甚至号召推翻中国现领导，同时为“四人帮”鸣不平，还污蔑中国驻阿大使馆的大部分人都是特务部门派过来的“间谍”，不一而足。对阿国内许多对华友好人士，阿当局则视为敌人，横加迫害。“升米养恩，斗米养仇”，中国先贤的古训得到验证。
对阿方的污蔑和谩骂，中国不予理会。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中国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中阿两国彻底摆脱了意识形态方面的羁绊和争论，保持着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至今没有再起波澜。
中国对外一直奉行睦邻友好政策，对近邻朝鲜更是不遗余力地予以支持和援助。从“抗美援朝”到现在，且不说在那场战争中中国有多少优秀儿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单就中国给朝鲜的经济援助而言，这将是一个天文数字。凡是尊重事实和有公正态度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一点。但是，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呢？对此，人们都懂的，无须赘述了。
中华民族历来具有“施恩不图报”的美德，我们对外的援助并不是做政治交易，不希图对方如何报答。但是，对方至少不能以怨报德乃至恩将仇报，对曾经不遗余力支持和援助自己的国家，至少要有起码的尊重，这是任何一个正常国家都应恪守的原则。然而，面对朝鲜一意孤行，坚持不放弃核试验的立场，国际社会一直认为中国与朝鲜具有所谓“血盟”关系，总是要求中国对朝鲜“施加影响”，但事实上朝鲜并不把中国放在眼里，不理会中国的建议和劝告。中国绞尽脑汁、多方协调促成的解决半岛核问题的“六方会谈”，朝鲜根本不当回事，高兴就应付一下，不高兴拿腿就走。不仅如此，朝鲜还变本加厉，不顾国际社会的一致反对和中国多年来苦口婆心的劝告，坚持进行核试验，把中国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朝鲜把发展和拥有核武器视为命根子，金氏当局不会放弃。在当前形势下，中国希望半岛“无核化”只能是一厢情愿，不会实现。所以，我们不要再抱有任何不切合实际的幻想，只有尽快适当地调整对朝政策，或可有益于半岛、东北亚乃至世界的和平事业。
当年中阿两国关系之密切，绝不亚于中朝关系。破裂后，阿尔巴尼亚对中国也仅限于远隔重洋的口诛笔伐而已，无损于中国的一根毫毛。而朝鲜则不同，它与我们是山水相连的近邻，核爆炸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朝鲜拥有核武器必将大大增强金氏的自命不凡，一意孤行和喜欢极端、神出鬼没、不按常规出牌的习惯，对东北亚和世界和平，首先是对中国安全的威胁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和警惕，否则悔之晚矣。
对朝政策要不要调整？如何调整？当年中共中央和邓小平同志果断拍板解决中阿关系的成功范例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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