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在《亲历晚清四十五年》这本回忆录里面，记录了庚子年之前天津基督教会吸引中国信徒的手法：
汪东兴与毛泽东合影
李提摩太说，当年为了吸引中国人信教，基督教会常常要煮上大锅大锅的稀饭，摆到教堂的前面，发放给贫民，大济天下。
这种粥呢，在当年，被当地人称为“毛子粥”。
神父们发“毛子粥”的场景是相当滑稽的：他们一边施粥一边向饥民推销基督教：“怎么样？信主吧！只要信主，我再赏给你五块钱！”
又有粥喝，又有钱拿，这基督教还是吸引了不少的“善男信女”。
当然，这传教，也得要看对象，有些人吃了甜头，认，可是也有人吃了抹嘴不认的。老红军涂国林在《狱中记实》这份资料里面，记录了他在蹲国民党监狱的期间，所亲眼目睹的一起往事：
1929年，上海漕河泾监狱。涂国林被关押在此。
在当时的国民党监狱里，每个月都有寺庙的和尚、基督教的传教士来给犯人们施舍食物、并顺便宣传一下教义、以期发展一些潜在的信徒。
每次这些宗教人士到来，狱卒就会高喊：“谁信教？过来！领菜！”
于是，犯人们为了争抢赠送的食物，这会儿也齐声高喊：“我信佛！我信上帝！我什么都信！”
接下来，传教人士立马开始分发食物。分完食物之后，有的犯人这才刚刚咽下食道呢，立马就翻脸了，并开口高声辱骂施主：
“老子我才不信你！”
传教人士遇到这号人，也是无可奈何，只好叹息而退。
那么，流氓最好的归宿是什么呢？在近代中国，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当兵。
当兵，也许就是当年中国社会底层流氓最好的归宿。当年清军许多就是收编的土匪队伍，例如什么陆荣廷啊，董福祥啊，都是。
所以，旧式军队的军纪，往往很差。徐永昌在其所著的《求己斋回忆录》里面，记录了他所目睹的 1912年2月29日皇城根下发生兵变的一幕，内容如下：
“……我当时在通州当兵，北京的变兵，抢了老百姓许多钱财，我的战友于是去抢变兵的钱财，实在抢不到变兵的时候，不甘心空手而归、索性抢劫城外的居民家，一时间，军风堕落，战友们见面就互相打听：今天收成如何？有的战友抢到钱、分些给长官，所以长官也睁只眼、闭只眼……”
徐永昌的文字，记录了旧式军队这样的丑恶现象：当兵的所恃有枪在手，抢劫老百姓，可以发财。为了争夺赃物，士兵与士兵之间，有时也互相抢。士兵抢到了财物、往往会和长官分享。长官也往往会以这种方式“入伙”、默许士兵的恶行。
这就是旧中国军队的生态。
所以，中国旧式军队有 “兵匪一家”的说法。此说不虚。
你又要我卖命、又没有甜头。又要马跑，又要马不吃草。那怎么行得通呢？
总要有点儿甜头。
否则啊，谁都叫不动，什么都干不了。
你就说这 “剪辫子”的事情吧。清廷当年虽然是倒台了，可是那辫子呀，可是自己从小就留起来的，虽然说它是“亡国奴”的象征，可是要真的剪掉它，心里还真有那么点儿不太情愿，毕竟是习惯了。
那么，当年的部队是怎样动员士兵剪辫子的呢？
有两种办法：1、不剪就罚。2、剪了有奖。
其中冯玉祥的部队就采取了奖励的办法：“剪辫子赏银一块钱”。
冯玉祥在其所著的《我的生活》一书里面，是这样忆述此事的：
“……新兵们还都留着辫子，成营后不久，袁世凯下令剪辫子。我召集士兵，作了一番宣传，说明了辫子的来由，又把嘉定屠城记、扬州十日记的历史讲给他们听。但是，他们在剪辫子的时候，仍然有的情不自禁地啼哭，有的连饭都吃不下去，有的表面上苦笑，但肚子里却在流泪。剪辫子时，一排一排拍照留念，并每人发一块钱赏银，剪掉的辫子，有的郑重地包好、寄回家珍藏，有的哭了三四天不止，总是觉得不习惯……”
不习惯归不习惯，好歹也有那么一块钱“甜头”，剪就剪吧，大家伙都一个样，又不是光我一个人剪。
列位看官，可不要小看这小小的“一块钱”，在当时，这点儿甜头，对军心的稳定，可有用了。
你要让人干他所不愿意干的事儿，你总要给那么点儿甜头才行。
张国焘所著的《我的回忆》一书，记录了以下这么一个现象：
蒋介石在1927年4月清党之后，上海租界巡捕房的警察们开始四处搜捕中共党员。
中共的情报“特科”人员顾顺章，凭着自己在青帮里发展的关系网，经常能够在巡捕房发起逮捕行动的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前，就获得警察的提前“通报”。
事后，顾顺章往往会给予警察一些金钱的报酬。
这下一来，你猜猜：发生什么了？
久而久之，巡捕房的警察们就将“抓中共”这个事儿，当作了本部门的生财之道。抓了放，放了又抓。财源滚滚，不亦乐乎。这上海租界的警察尝到了甜头，进而将甜头发展成一门生意了。
在当年，搞革命又何尝不是如此？没有甜头可尝，谁愿意跟你拼命？中共的老革命杨成武在《杨成武回忆录》里面，也记载了这样一件往事：
在长征途中。革命队伍打进了贵州省茅台镇。
战士们发现：在茅台镇当地，许多地主土豪的家里，堆满了一坛一坛的茅台酒。
战士们没收了地主土豪家里的这些茅台酒。喜欢喝酒的将士们，当场喝了个痛快。有的酒，也分给了当地的穷苦老百姓去喝。实在是喝不完、也分不完的，则索性将茅台酒倒出来、用来泡脚、洗脚，据说，这样可以“舒筋活络”。
茅台酒泡脚。
这是什么样的“阶级仇恨”？
这打江山哪，要凭个“民心”，可是这“民心”，又该如何获得呢？其实窍门的关键，还是在于这两个字：“甜头”。
老革命汪东兴，在其《汪东兴日记》1947年6月30日这一篇里面，记录了这样一件往事：
陕西某农村。中共革命部队组织当地人民群众“抢收”地主家的麦子。“抢收”完麦子之后，革命部队将麦子分给老百姓。
什么叫做“抢收”？“抢收”这个词有两个字，后面那个字其实是多余的。你懂的。
人民群众得到这笔意外之财，十分高兴，大声高唱军民鱼水情。那什么歌所唱的“十送红军”，大抵就是这么回事。
很快，当地的地主武装组织了“还乡团”，携带枪支，匆匆忙忙赶了回来，试图抢回自己的麦子。
人家中共的革命队伍毕竟是正规军，立即组织反击，当然不费吹灰之力，就打跑了这些地主武装。
“民心”是怎么来的？就是这么来的。没有甜头，哪来的民心？
其实，不但民心是如此，有时候连那 “统战工作”，也需要给点儿甜头，润滑润滑。中共政权成立之后，行将就木的“党国要人”李宗仁，考虑“落叶归根”。在他下定决心之前，李宗仁派了亲信秘书程思远，率先回到北京、“探探路”。程思远将李宗仁收藏的一些书张字画带了回来。统战部门显然 “很会做人”、果断拿出了十一万美元，将李宗仁的这批字画，通通都给买了下来。
李宗仁收到了花花绿绿的美钞之后，十分高兴，连连称赞说：“共产党真识货！真识货！”当年负责这项工作的统战工作人员宋堃将这件不起眼的往事写进了他的回忆文章《追忆李宗仁归来》当中。
尝到甜头之后，李宗仁义无反顾地回归祖国。“落叶归根”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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