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数年，中日民众彼此好感度下降，尽管最近出现跌止动向，但不明显。日媒近日表示如何消除这种彼此“不感到亲切”现象，不但是双方政府、外交当局的事情，很大程度上是双方媒体乃至市民的事情。
邓小平访日引发日本民众对华好感度巨升
除非战时，双方国民的彼此疏远并非正常，这是因为这种“不感到亲近”，往往伴随民族主义高扬。民族主义泛滥，绑架了政府外交决策。民族主义高扬，可能对某些利益集团有利，但却对双方国民有害。此时，作为第四权力的媒体，应该监督政府，消除社会中的民族主义。
“亲切”一词，有“易于接近”、“感到温暖”甚至“亲密”之意。在3、40年前，日本对华好感度曾经有过很高的记录，那时中日双方，彼此感到“亲切”的人很多。例如：1978年邓小平访日，那年日本民众对华好感度几达80%，与对美好感度相差无几。那个时代，中日双方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框架下，形成“准同盟””关系。那个时代到日本留学的中国人回忆说，他们在大街上走路、超市里购物，会有大妈搭话，甚至把他们请到家中招待一番。
从那以后，中日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除共同威胁消除、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变迁外，在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存在的历史问题、领土问题冲突，经媒体日常性放大而突出。许多非全局性矛盾，在特定历史阶段成为束缚中日关系发展的重大障碍。欧美国家的经验显示，不论历史认识问题还是领土问题，都可以管控。这需要双方国家站在更高层次，以和平利益为重，充分沟通、协商解决。凡事关利益冲突问题，要坚持在达成谅解前，不单方采取行动。这是此前中日两国关系的重要教训。
2014年末中日领导人会面之后，两国关系逐步改善。但另一方面，双方关系仍然存在许多障碍，其中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在各自外交中，如何定位对方问题。至今两国外交最大的问题，就是均把对方置
于对美外交下的一个次级关系，甚至作为对美关系附属。例如：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就曾说，日美关系搞好了，日中关系就会好。而日本其他政治家提倡“日美、日中等边三角外交”思考，则受排斥。
今后中日关系将迎来转换期。中日冲突，源于19世纪日本工业化后建立的对华优势。这种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优势，不久将告终结。今天，日本进入后工业时代，中国也将进入后工业时代。在后工业化
时代，个人竞争将大于国家竞争，个人交流、文化交流、思想交流将成为两国交流主流。今天，中国与日本同样，面临老龄化社会问题、环境问题，两国社会面临的挑战，大于国家利益的冲突。中日两国产业、社会、民间的广泛交流、合作，将给中日两国国民带来普遍的福祉。
在日本人看，中国十分“巨大”。其实，这种“巨大”并不必然一定产生压力。日本媒体、知识界如何传达一个真实的中国十分关键。但另一方面，对中国来说，在发展硬实力同时，需要考量如何全面传达一种亲切的文化。在文化上，中日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日本“国语”课本中，存在大量古汉语课文。这里可以看到杜甫、白居易的诗，原装原味。在文化领域，中日存在共同价值观。日本也在坚定地捍卫汉字。日本有一财团法人每个年度举办3次全国性“汉字检定考试”，参加者年龄跨度从3岁到103岁。考试从易至难分10级，其中1级最难，要求掌6,000汉字。最近数年每年参加人数超过200万。
如何构筑今天以及未来的中日关系，重新确定双方共同价值系统应是一个正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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