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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决“钱问”,需要跳出“钱问”

又一轮钱学森之问风起云涌,探讨来探讨去,也拿不出大家一致认可的结论,悻悻离去。过不久又再来一次。

要讨论大师问题,首先要明白什么是大师,不是什么科技大奖、什么院士、什么诺奖获得者就是大师。大师是对人类精神世界有着深远影响的人,不是什么吹鼓手,什么文胆文痞的。

大师的出现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要来就成群结队地来,例如两千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老子、墨子、庄子、孙子、孟子、荀子,一抓一大把。不仅中国是这样,世界范围也是这样,与中国春秋战国差不多同时期的希腊则先后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佛教鼻祖释迦摩尼在印度出现,犹太教先知在以色列出没。就是这伙人,搞定了世界人民的精神世界,现在我们依然在他们的旗帜下熏陶着,按着他们指给的方向走着、吃着、玩着。

世界范围的大师级人物的同时闪亮登场被称作“轴心时代”。他们的出现不是什么偶然的,而是以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生产力飞跃提升为基础的。在他们之前,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是懵懂了,是恐惧的,人们以神话与世界交流,因此,可以说轴心时代之前是“雾霾时代”。

如今,世界范围生产力又进入了一个突飞猛进阶段,从宏观范围的宇宙的诞生,黑洞的机理,到外星文明探索,星际旅行。微观范围,从量子革命,基因改造到物质速递。这为新的轴心时代奠定了基础。

当然,有了基础也只是前提条件,并不是说某地就一定会出现大师,或者说中国又将迎来大师大把抓时代。正如两千年前大师在希腊、中国、印度、以色列批发出现,而没有在其他地区出现一样,大师出现需要有生产大师的土壤,这才是必要条件。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群雄并起,谁要在大混战格局中胜出,就需要先进的思想为指导(孔孟韩非子等),需要先进的技术做支撑(科学家墨子之流)和先进的军事战略思想(孙子孙武等)为旗帜。那段时间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极为浓厚,你看什么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一个个还没有上大位,就先拉起一帮文人做智囊,知识分子非常吃香,稍不如意就说“此处不留爷自又留爷处”。所以,中国知识分子最吃香最荣光的就是那个时代,知识就是力量,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是用来称呼那个时代的。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焚书坑儒,知识分子命都不保,还奢谈其他?当然,以万世为目标的暴秦还没整完二世就黯然退场。后来的汉朝尊道教、唐玩佛教、宋明搞炼丹术,清朝则是清风不识字搞起文字狱。知识分子在这些朝代成了朝廷歌功颂德的工具,成了权贵手中的玩物,成了宫廷斗争、阶级斗争的牺牲品。新中国成立后,诗人、领袖毛泽东曾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化格局,但受国内外环境的影响,刚开张没几天就关门大吉了。因此,出不了拿得出手的大师也就理所应当了。当然,民国时期的西南联大在民国政府无暇顾及,那群知识人文风尚在的情况下也涌现出了一批杰出人物。

从历史上看,一个朝代推翻另一个朝代,从来都不是知识分子干的,无论孔子老子墨子孟子还有其他什么子,都不会使一个国家灭亡。国家灭亡是统治者的腐败,是绿林赤眉们的起义造成的,国外也是这样。

今天的中国能否出得来大师?暂时还不能。钱学森之问暂时还是问题,为什么?从几岁的娃娃到二三十岁的博士都在死磕英语,都在整天背诵马克思理论,毛泽东思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代代表,科学发展观.........。试想,几十上百年后的大中小学生需要背诵多少政治理论?一个人的精力有限,整天被这些搞得疲惫不堪,怎么还有闲心思考更多的东西?那些最聪明的头脑则被拉去搞新名词,新说法去了。大多数人在干什么?又要搞科研,数你的SCI数你的影响因子,还要搞教学创新,学生给你打分,领导给你打分,今天检查备课,明天检查作业,后天查教案,时时拉过去填这个表那个表,这个项目结题,那个项目申报..........。

如今,马上又要搞什么医院与高校不再属于事业编,自己挣钱自己花,挣不来钱自己找西北风喝去。食不饱力不足,及时是千里马也跑不动,何谈什么高大上的大师级思想乎?没有大师级思想产品,何来大师?更何况,作为社会思想摇篮的高校被三从四德束缚着,恰如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脑子一动就头疼,哪里来灵光灵感?

大师是不可以引进的,今天的中国未来的中国需要大师,世界需要大师。大师人才是由具备大师潜质的种子生长出来的,大师要从娃娃抓起!大师的种子要有可自由探索的土壤才能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名闻世界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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