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毛泽东感到，苏联的巨大外部压力有可能和中共党内的修正主义势力联结在一起时，他显然不能再保持百分之百的从容。从这个意义上，文化大革命似乎是他主动发动的，然而，更深刻地说，有可能是他“被迫”发动的。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检阅国庆游行队伍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的反对赫鲁晓夫为首的所谓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起，逐渐成为中国面对的最重要的国际形势。两党之间由意识形态的分歧，逐渐延伸为两国之间关系的矛盾。到1960年前后，已经发展到十分尖锐的程度。
在此过程中，两党在一系列苏联主持的国际性共产党会议中发生了日益明显的矛盾与斗争。这种斗争在两党的双边会谈中同样愈演愈烈，越来越失去调和的余地。1960年苏联撤走全部在华专家，撕毁对中国的援助合同，以及在中印边界矛盾冲突中对印度的偏袒，只不过是两党关系的矛盾扩展到国家关系的典型表现。
应该说，赫鲁晓夫在意识形态上与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有着越来越根本的分歧，两人所代表的两种潮流也越来越没有调和的可能。他们都不可能改变自己，迎合对方。赫鲁晓夫以极端地批判斯大林作为自己政治路线的奠基，毛泽东对此尤其警觉。
毛泽东与斯大林一样，同是自己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开创者。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否定自然会使毛泽东产生更多的政治联想。他在这方面的警觉与其他中国共产党人更有不同。
在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过程中，毛泽东越来越感到这个对立面的危险性，也越来越意识到这个危险性与中国共产党内斗争的联系。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才在1962年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将中国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同时定名为党内的修正主义。这样，他就把国际、国内的斗争完全联系在了一起。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就表面而言，毛泽东还将此保持在一个不露锋芒的自然而然的讲话中，并在其他问题上谈到与刘少奇的共识，似乎这一切与刘少奇无关，并没有任何具体的指向，只是一般性的、理论上的警示，现在看来，毛泽东的这一提法在当时已经多少隐含着具体指向了。
当历史揭开1963年这一页时，与国际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进入了更大规模的阶段。
1963年3月，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大意是：国际形势和国际舞台上阶级力量的变化，要求制定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符合它在现阶段的根本任务的总路线，并提出了与此相关的若干原则性问题。
1963年6月14日，中共中央对此做出了纲领性的回答。这就是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的长篇回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这是一个试图以理服人同时又针锋相对的纲领性文档。
同年7月，中苏两党代表团在苏联就两党关系进行会谈。在会议期间的7月14日，苏联在报刊电台上公开发表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这封公开信言辞激烈地抨击了中国共产党，把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在世界范围内全面公开化。
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一方面，它发生于赫鲁晓夫参加苏美英三国首脑会谈前夕，想必是他带给美英的一份见面礼，是他与美英进行高级谈判的“诚意”之表现；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赫鲁晓夫认为与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到了向全苏党员和人民说明的时候，它是两党斗争升级的表现。
中国共产党对此立即做出强有力的反应。
中共代表团指出苏共方面对两党会谈缺乏诚意，建议会议暂停，随后便取道回国。接着，面对苏联方面公开信的广泛影响，中国共产党做出针锋相对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特别是在苏共中央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之后，又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的反击，也是规模浩大的。先后发表了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长篇文章，展开了大规模的国际反修斗争，这九评是：
一评：《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1963年9月6日）
二评：《关于斯大林问题》（1963年9月13日）
三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1963年9月26日）
四评：《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1963年10月22日）
五评：《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1963年11月19日）
六评：《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1963年12月12日）
七评：《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1964年2月4日）
八评：《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1964年3月31日）
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1964年7月14日）
九评延续了近一年时间。
到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苏共中央全会解除了一切领导职务。紧接着，11月2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题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的文章，对一至九评的反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做了总结性论述。
在这篇文章中，把赫鲁晓夫的下台归结为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伟大胜利。实际上，赫鲁晓夫的下台与苏联国内诸种具体的政治矛盾相关，和苏共内部的具体政治斗争相关。也多少意味着苏共中央在政策上的一些调整。
当中国共产党对赫鲁晓夫下台后新的政治领导集团抱着些微希望时，他们以政治家应该有的灵活姿态，走出了尝试调整两党关系的外交步骤。
1964年11月7日，正值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四十七周年，中国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庆祝活动。这一高规格代表团的派出，是明显的友好姿态。这一友好姿态有可能开始友好的接触，从而打开两党、两国之间封冻的冰河。
然而，在中苏两党会谈还未正式开始之前，发生了一个看似偶然的重要事件。
在11月7日晚苏联政府招待各国来宾的酒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居然对中国代表团的贺龙元帅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效仿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
贺龙当场就对这种说法予以了驳斥，并立刻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据此立刻向苏共勃列日涅夫等领导人提出质问。勃列日涅夫以马林诺夫斯基酒后失言作为一种解释和掩饰。
然而，周恩来认定这个事情性质严重，这种认定无疑与他深谙政治相关。他必须对此表现出更充分、更完备、更坚定、更无任何隐患的态度。
在随后进行的中苏两党会谈中，周恩来再一次就此向苏方提出严重抗议，以至勃列日涅夫本人不得不亲自道歉。周恩来在这件事上无疑做了完整而妥当的表现。
正是这件事情，使得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勃列日涅夫刚上台时曾有过的些微幻想都归于消失。这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这样，中苏两党、两国间的冰河不但没有打破，似乎更加严酷起来。
毛泽东本人对马林诺夫斯基事件肯定更加警觉。作为一个超常敏锐的人，对于政治斗争中的任何危险因素，他从不掉以轻心。他不仅熟谙中国几千年历史中政权内部斗争的复杂性，而且通晓当代国际上的政治斗争和权力斗争。对于苏联从斯大林时期就有的控制兄弟党国家政治权力，甚至用颠覆手段来搞掉不听话的领导人，从而培植自己仆从的传统，毛泽东大概分外留意。
两国关系越发交恶。勃列日涅夫政权将上百万部队、越来越多的先进军事装备陈列在中苏边境，造成越来越严重的压力。这时，毛泽东反对苏修的斗争便不仅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而且还带有直接的政治、军事性质。
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神经自然是越绷越紧的。他知道，在强大的外部压力下，内部的任何反对派都可能被感应。里通外国的情况随时可能发生，外通国内的企图更会不断地运作。对此，最安全和最可靠的方针是：
第一，坚定不移地与苏联修正主义对抗，绝不表现丝毫的软弱性。
第二，针对可能出现的危险，必须对党内实行更加强化的整肃，在外部的高压下保持内部的高度纯洁。绝不能让党内修正主义路线的势力漫延，绝不能造成党内修正主义集团化。
苏联修正主义的政治及军事压力，是毛泽东考虑国内政治思想斗争的巨大外部情势。在敌我双方的斗争中，任何不安全感都可能促成先发制人的进攻。
当毛泽东感到，苏联的巨大外部压力有可能和党内的修正主义势力联结在一起时，他显然不能再保持百分之百的从容。从这个意义上，文化大革命似乎是他主动发动的，然而，更深刻地说，有可能是他“被迫”发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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