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炫富 人人有责？

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受到上司赏识的御用文人？并不是跪舔，而是为上司的行为找出理论根据。这才是“高级知识分子”的自我修养。

宋徽宗赵佶

宋徽宗“为国炫富”

中国古代帝王虽然有着“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无上权威，但从小受到优良教育，饱读诗书的他们，知道王朝兴衰之道，并不是“有权就任性”，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宋徽宗有一天炫富心爆棚，想用玉盏玉卮办派对。深知自己理亏的他，担心受到朝臣的公议。

此时御用文人登场了。权相蔡京为宋徽宗找了个理由，称辽朝使用前朝玉盏宴客羞辱大宋，为了民族自尊，必须用玉盏玉卮办派对。在蔡京“事苟当于理，多言不足畏也”的劝说下，徽宗“为国炫富”，不仅炫得心安理得，还必须得变本加厉才好。

“理论上”说通了，宋徽宗充分发挥“举国体制”，从官宦家的花石纲到农夫家的耕牛，集万民之财力，大搞土建工程基建，建延福宫，建万岁山，铸九鼎，建明堂，修方泽，立道观，作《大晟乐》，铸造定命御宝……一派“大宋梦”即将来临的盛况。

当诽谤之木成为华表

中国士大夫以“修身齐家治国”为人生目标，具有独立思考精神与宽广的视野，直言进谏者不胜枚举，甚至不乏以死进谏之臣，群众也在监督朝廷的范围内。

“进善之旌”是先古尧舜的发明。天子在交通要道的路口插上旗子，通告天下，让民众指出天子的过错，这就是“进善之旌”，路口还要立上一块高高大大的木头，木头上钉有一块横板，专供百姓在上面书写对国家政事缺失的意见，这就是“诽谤之木”。这块木头后来作用变了，就是天安门前那一对“华表”。

之后的夏、商、周三代将百姓监督的传统延续。《吕氏春秋·不苟论第四》的“自知”一节曾描述：“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鼗”。

可是有不爱听谏言的皇帝，认为忤逆之人必有不臣之心，他们大肆派出“朱氏”东厂西厂，或者制造秦、清文本狱，人们不得不道路以目。

宋徽宗，也许也想听到劝谏，但被蔡京一类的御用文人“理论武装头脑”，想劝谏的士大夫也被打压，直到“靖康之耻”才让他从“大宋梦”中幡然醒悟。

如果袁世凯看到的是“四不”大公报

随着现代报业的发展，报纸是民情重要体现，政府通过舆论了解民情，知识分子也通过报纸针砭时弊，促进国家进步。可是，舆论一旦被禁锢，对个人，对国家都将是灾难。

袁世凯作为清廷最具现代思想、建立民国之人，不可能不了解开历史回头车的后果。那他为何还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称帝呢？

《顺天时报》是当时日本人在北京办的一家汉文报纸，影响与销售量都比较大，袁世凯每日公余非看不可，是袁世凯的重要消息来源。由于该报经常发表一些对帝制不利的消息，袁克定便心生一计，决心瞒天过海，偷梁换柱，自己花钱编造假版《顺天时报》，经常在上面刊登一些鼓吹帝制的文章，意在敦促袁世凯早日登基称帝。加之各地军阀谄媚拥护袁世凯称帝，袁世凯非常高兴，对姨太太们说：“天意，天意！”可是，悲剧的袁世凯直到去世前才得知，此乃“儿意”，并非“天意”。

袁世凯失败于被“儿子舆论”蒙蔽，大公报则昌盛于言论自由。1926年，复刊的大公报发表了由张季鸾执笔的社评，提出前无古人的“四不”方针。不党，就是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不卖，就是不以言论做交易。不私，就是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外，无私图。不盲，就是不盲从，不盲信，不盲动，不盲争。从此中国百年言论史上揭开了灿烂的大公报时代。

屁股该坐在什么地方

然而那个时代已一去不复返。现如今又有哪家媒体敢重提四不方针呢？记得刚刚去世的新华社记者戴煌先生在其书中回忆，文革后他在采访研究李九莲案时，列出了李九莲案卷中出现的几个实情不明的人名，其中有的也死于狱中，他想弄明白这些人究竟是些什么人。赣州地委书记杜昭、副书记李侦续认为这些人都很坏。由此转达地区法院对采访提纲有意见的口气说，“法院同志认为记者屁股坐在什么地方，是来干什么的？”

记者的屁股坐在什么地方？这是个如今仍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戴煌认为自己屁股坐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凳子上，而不是“您的背影我的目光”中。所以是“屁股决定脑袋”还是“脑袋决定屁股”？选择好，不然就“为国炫富，人人有责”了。

忽然想起朱镕基的那十六个字，供所有“士大夫”共勉：“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