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全国两会是中国政治一次对外集中展示和沟通的场合。中共高层领导和诸多地方大员们成为媒体舆论聚焦的重点对象。观察人士表示，截至目前，山西省和四川省似乎是受到了最多的关注。这两个省份在过去三年里都发生过严重的官场人事地震。此外，另一个有过类似经历的省份重庆则不复往年的关注度。
值得一提的是，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和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在受访时都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谈论其反腐工作。事实上，如果再算上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等人，这些地方诸侯都经历过官场大规模的人事洗牌，在反腐党建的议题上应当也较具发言权。通过对这几个省市地区的观察，也能更直接真实地了解当下这场反腐行动的效果情况，是否对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在此前的舆论中，很多声音认为反腐打击了官员工作积极性，导致“为官不为”的现象。这造成的一个后果则是对反腐行动，以及对中共自身净化能力的怀疑诘难。对此，党媒进行过一轮次高强度的理论驳斥。不过，外界观察者和舆论的反应似乎并不理想。或许正是因此，才出现了山西、四川省委书记同时上马亲自说明的情况。
王儒林在受访问时表示，山西经济下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至于腐败和经济的关系，可以说，腐败是严重破坏经济健康发展的毒瘤。王儒林还特意举了三个事例说明其观点。其中，他提到的一位副市长向一个企业要干股钱，企业老板拖着没给，副市长就百般刁难，8年没有建成，老板一看没有希望，无奈就想把这个正在建设的煤矿转出去。副市长说，你不给干股钱，你自己想干干不成，你想转也转不出去。结果，老板给了他上亿元，才把煤矿转出去。
王儒林称，至于反腐败和为官不为，不是因果关系，恰恰相反，山西的实践证明，反腐败、净化政治生态、从严治党、从严治吏，有利于清除害群之马、驱逐劣币，有利于把良币找回来、把好干部用起来，有利于惩恶扬善，调动广大干部干事创业、为党和人民工作的积极性。
王东明亦表示，四川省内也曾有过反腐败会影响经济建设的担忧，但通过这几年的实践来看，反腐败斗争对经济发展是正面积极的影响。实践证明四川的经济没有垮下来，而是保持了持续健康的发展，从经济实力来看，四川登上了三万亿的台阶，一些主要的指标在经济大省当中走在前列，贫困人口的数量从750万下降到380万等等。
分析人士表示，四川省因周永康案，山西省因高层指出其政治生态存在问题，都发生了高强度的反腐和大规模的人事洗牌。事实上，如广东、湖北等省级地区自身的反腐成果也十分突出，落马的高级官员数量甚至比四川、山西两省还要多，但是其经济发展势头似乎并未因此减弱。
另外，近年来GDP增速十分强劲的重庆市也曾经历过一场官场大换血。那是在薄熙来落马后，其继任者张德江、孙政才先后入主并主导实施的。虽然有政治因素存在，当然不可避免也有反腐的因素。
不过，由于胡春华与孙政才都受到中共高层集体和外界过多审视和瞩目，以及其本人所处的领导人位置——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自其执掌地方后一直保持低调姿态。即使是在中国全国两会的公开场合也对其反腐政绩着墨不多。或许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王儒林和王东明去担当起为反腐正名的角色。
此外，广东、重庆、湖北、四川、山西这五个省份，尤其是前四省对反腐和经济发展两手抓而且两不误的结果，也为其他地区作出了表率。这不仅能够证明反腐对经济发展的正面促进而非负面干扰作用，也能从中总结推导出两者兼顾且同时推进的可供借鉴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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