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二早晨，我正忙着栓塞一个动脉瘤，呼叫器刺耳地响了。我因为穿着手术服，就嘱咐循环护士琳达帮我回话。琳达抄起呼叫器，沮丧地说：“是橘县医院的号码。冯大夫，今天晚上还是我值班，您行行好别再收病人了。”
她昨晚跟着我做急诊手术到临晨两点。我自己靠两杯咖啡撑着，当然知道她也很累了。她虽然这么说，但干活从来都是兢兢业业，干脆利落，是我最信任的护士之一。她是菲律宾人，来美十多年了，三十出头的样子，矮胖，黝黑，蓬头，耷眼，厚镜，典型的丑女。但为人随和，总是满脸笑容，把“是的，医生”挂在嘴边。两年前去菲律宾休了一个月假，回来告诉大家她结婚了。一时间，眉勾了，脸润了，笑甜了，步轻了。然后是买房，怀孕，退出介入室。没想到接踵而至的竟是流产和发现有红斑狼疮。手上的戒指没了。她又回到了介入室，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
“不是说不许连着两天值班吗？”
“我是顶特蕾莎的班。”
特蕾莎是我们的护士长。她无儿无女，把科里的年轻护士当成自己的孩子，深受大家尊敬。可上帝偏偏让她一个从未吸烟的素食者在六十出头就得了四期肺癌，前天因为胸水住院。我们科里有八个护士在介入室工作。琳达因为没有家小，顶班的事基本上都由她包办了。
这时琳达把电话放到我的耳边。对方是我们医疗系统橘县分院的神经内科大夫。她惊魂落魄的声音让我不得停下手中的工作，细听她报病例。
“32岁苗族女性（注：老挝的苗族在越战中被美国武装抗击越共，战后遭种族屠杀，很多人逃到美国），怀孕24周，溃疡性结肠炎病史，七天前突发偏头痛，止疼药无效，两天前头颅断层扫描显示上矢状窦栓塞伴左侧顶叶水肿，收入院，进行肝素治疗。昨天病情持续恶化。复查核磁，发现水肿加重并出现双侧顶叶出血。今天病人双下肢麻痹，口齿不清，陷入浅昏迷。请求转院进行机械取栓或溶栓治疗。”
“你们医院的介入大夫不能做这个手术吗？”
“我们呼叫了他无数次，一直没有回音。”
我熟悉那个医生。他快退休了，科里资历最老，人脉甚广。他的身体不是很好，遇到急诊，想干就干，不想干就抱病或玩失踪，没人能把他怎样。危重病人手术难度大，风险高，时间长，付费又多不了多少，而且闹不好这个病人没有保险，他就更不愿沾了。他们是社区医院，可以说自己做不了。而我们是三级教学医院，无法推托。没办法，病人第一。我无奈地瞟了一眼琳达，接收了病人。
“帮我个忙，麻烦你拨打内线2337，告诉管床的护士长是我的病人，急等手术，让他们尽快安排床位和救护车。”我知道橘县的神内大夫也想尽快把病人脱手，估计病人会很快转过来。
我让琳达挂上电话，然后对她说：“还不到十点。中午路上不会堵车。病人大概两三个小时内就能过来。我们抓紧时间把这个和下一个手术做完。正好赶上那个病人来。她的手术也就两小时左右，不会搞得太晚的。”
琳达会意地点点头：“是的，医生。”她说话的腔调好像士兵见了长官立正敬礼似的。
动脉瘤手术完毕，我打开电子病历，查看转院病人的核磁。她的静脉窦栓塞果然很严重，不赶紧取栓，很难存活。如果她去世了，那个24周的胎儿也无法存活。事关两条人命，我暗暗祷告她能尽快转院过来。
中午时分，呼叫器又响了，是管床位的护士长，以为是通知我病人到了，心想他们今天效率怎么这么高。没想到她告诉我医院全满，没有床位。往日我可以跟管床的护士长协商，把我自己在重症监护室的病人转到普通病房，给新病人腾位子。可今天碰巧我的两个在重症监护室的病人都很重，不是上着呼吸机就是插着脑室引流，根本没法往普通病房转。刚做完的病人还在术后监护室里等床。我只好呼叫值班的副院长，想要他特批的床。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