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元月1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河南有关部门负责人的陪同下，来到河南信阳鸡公山风景区视察。
在视察期间，当景区负责人介绍到鸡公山是中国四大避暑胜地时，赵紫阳问：“哪四大避暑胜地？”负责人回答：“北戴河、庐山、鸡公山、莫干山”。
1970年庐山会议（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五大常委在主席台，左起：康生、周恩来、毛泽东、林彪、陈伯达。 （图源：中国九江网）
北戴河会议：将大跃进推向高潮
1958年开始，中共掀起了狂风巨浪的“大跃进”运动。如果说这以前的一系列会议，形成了“大跃进”的几次洪峰，那么北戴河会议就是洪峰的最高峰。
北戴河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公报和《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会后，全国上下似乎都被打了鸡血，冲昏了头脑，很快形成了全民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的高潮。
在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形成全局性的错误，造成了国民经济的紧张和混乱。
庐山会议：两封万言书与三面红旗的斗争
1959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庐山会议，中共元勋彭德怀曾向毛泽东提出“万言书”，婉转表达了对大跃进政策的意见，指出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
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听取彭德怀的劝谏，反而对彭展开了严厉的批判，做出《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把彭德怀以及支持彭的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调离职位，将他们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
与此同时，华中工学院的学生张治水在7月11日写信约3万字，上书中央批评三面红旗。陈伯达将这篇文章刊登在7月23日出版的《思想界动态》第十九期上，并将《动态》空运正在开会的庐山。然而看到彭德怀因言获罪，立刻将杂志全部扣下，同时打电话到北京，叫我们把这一期刊物全部收回。可见，这场会议的政治影响性之强大。
鸡公山会议：隐藏的信阳罪恶
庐山会议后，河南各级官员因担心被打成“小彭德怀”，强行按虚报产量制定的粮食征购标准向农民征粮，地方政府采取吊、打、酷刑等极端方式逼迫农民将口粮交出的现象频频发生。
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当地出现大面积饥荒，大批农民饿死，史称信阳事件。尽管当地对消息进行了严密封锁，却依然有一些信息陆续传到了北京。1960年2月，内务部派一位处长前往信阳视察灾情。这位处长所到之处哀鸿遍野，举目凄凉，很多村庄无人烟。感觉事态严重，立即进京汇报。由此，信阳事件由此初步揭开
7月，河南省委在鸡公山召开信阳地委扩大会议（即鸡公山会议），本该深刻检讨的会议开成了“捂盖子会议”。据当时参加会议的李瑞英老人（中共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张树藩的爱人）回忆，此次会议继续肯定“大好形势”，虽然信阳地区地委书记路宪文做了检讨，也将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被逮捕法办，但这一切都只是向“中央交代”，其目的是缩小信阳事件的影响，掩盖省委和地委的错误。
毛泽东并不想承认大跃进等政策的错误，召集各级中央局负责人的会议上对信阳事件定性说：“信阳事件是阶级敌人的猖狂报复，是挂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进行阶级报复，实行阶级复辟，是敌人篡夺了领导权。”然而时过境迁，被政治隐藏的罪恶最终大白于天下。
莫干山会议：政左经右由此起步
1978年以后，随着“上山下乡”北京知识青年回城、上大学、读研究生，一些在文革期间开始思考中国现实和命运的青年人聚集起来，形成一个个讨论问题，调查研究的圈、组，或称“民间思想部落”。例如目前高居中纪委书记的王岐山当年与翁永曦、黄江南、朱嘉明三人年轻人聚在一起，号称“四君子”。
1984年9月3日至10日，在浙江莫干山上举办了一个全国性的会议——“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理论讨论会”，史称“莫干山会议”。莫干山会议是自下而上，“民间发起”，得到体制内机构和一些开明人士支持的会议。
其实在当时，“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刚被叫停不久，政治经济上的保守力量仍很强大，对改革或充满疑义或反对，对于此次青年们大张旗鼓讨论经济改革理论与实践问题，是特别盯牢的。所以，人们走得小心翼翼，怕踩雷，怕前功尽弃。
可见，莫干山会议的背后，是中共高层左右两派之间的妥协——经济上向右转，政治上保持向左。
但愿这四处避暑胜地，在消暑的同时，也让激烈的政治斗争降温，褪去政治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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