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于1935年抵达陕北，延安就逐渐成为中国红色革命的中心，在这段时间里，有不少外国（尤其是美国）记者和友人探访延安，并与毛泽东等中共领袖有过交流。是什么让延安如此吸引美国人呢？
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与埃德加·斯诺夫妇在天安门城楼合影，冀朝铸担任翻译（图源：新浪网）
自从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长征，于1935年抵达陕北之后，延安就逐渐成为中国红色革命的中心，在这段时间里，有不少外国记者和友人探访延安，并与毛泽东等中共领袖有过交流。
正如斯诺在探访延安之后所著的《西行漫记》一书中所指出的：
中国社会革命运动可能遭受挫折，可能暂时退却，可能有一个时候看来好像奄奄一息，可能为了适应当前的需要和目标而在策略上作重大的修改，可能甚至有一个时期隐没无闻，被迫转入地下，但它不仅一定会继续成长，而且在一起一伏之中，最后终于会获得胜利，原因很简单，产生中国社会革命运动的基本条件本身包含着这个运动必胜的有利因素。而且这种胜利一旦实现，将是极其有力的，它所释放出来的分解代谢的能量将是无法抗拒的，必然会把目前奴役东方世界的帝国主义的最后野蛮暴政投入历史的深渊。
在延安，蕴藏着一股解放的力量，一种变革的力量，而这种圣境般的魅力吸引着大批外国记者和友人前来一探究竟。相关文献曾记载，当时“又有一批外国客人来访问他（即毛泽东），想了解他对当时国际问题的看法。除了斯诺和史沫特莱外，他在陕西的初期阶段，还会见了欧文·拉提摩尔（即欧文·拉铁摩尔—笔者注）、T. A.毕生、詹姆士·贝特兰，以及瓦列特·克特茜-玛尔克丝”。而拉铁摩尔的这次探访经历，对他本人来说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对中国边疆问题思考的路径与方式。
在1929-1930年东北考察活动结束后写成的《满洲：冲突的摇篮》一书中，拉铁摩尔对中国共产党影响与地位的认识还显得比较粗浅，他“认为中共只是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农民起义在20世纪的表现形式”，而没有注意到中共和传统的农民起义样态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但即便如此，拉铁摩尔还是有自己的判断：“我也不认为他们是苏联的工具和傀儡。由于我不属于任何党派，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受任何人的影响；但根据我在北京的所见所闻——那时中共还在西南地区，我认为中共所处的地理位置使其无法同苏联密切接触，尽管他们当中有从俄国归来的学生。”正是基于这种对当时地缘政治环境的认识，使得拉铁摩尔敏锐地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在当时中国政治以及中日战争前夕环境中所拥有的独特地位，而这种独特现象值得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与分析。
可以说，通过之前对相关文献的阅读以及对时局信息的掌握，拉铁摩尔对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国内的地位与状况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但这种认识还是建立在二手文本与信息基础上的，缺乏实地的调查，还没有机会做直接、细致的观察与分析。因此，访问延安，就成了拉铁摩尔更好地认识共产党，进而更好地认识当时中国政治与亚太局势的一个重要契机。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拉铁摩尔实现了访问延安的梦想。当时，美国《美亚》杂志主编菲利普·贾菲和他的妻子艾格尼丝·贾菲，以及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远东问题专家毕恩来（即毕森，Arthur Bisson）到了北京，跟当时正在北京供职的拉铁摩尔建立起了初步的联系。出于获取新闻的需要，他们想去延安看看，因为知道拉铁摩尔对中国很熟悉，所以就问他是否愿意作他们的向导和翻译一同前往，费用全包。拉铁摩尔也很希望近距离了解共产党及苏区生活的情况，因此一口答应下来。他还通过好朋友埃德加·斯诺的关系，获得了延安方面的邀请。斯诺当时的妻子回忆道：“原意我只预备在延安住一个五月。后来我听说我丈夫预备在六月中带几个外国作家到延安来，因此我等他们一起回去。这一群人，拉铁摩尔、皮松（即毕森——笔者注）以及纽约的雅茀夫妇（即贾菲夫妇——笔者注）在六月二十二日真的到了，我的丈夫则决定了不和他们同来，他们在延安只留住了两天，因为他们在西安已耽搁太久，而雅茀夫妇却要赶飞机去上海，他们又不是坐红军的军车来的，而是逼得在西安雇了私人的汽车和车夫开来。”当时前往延安的这三个人都跟《美亚》杂志有关系，所以这个访问团后来也常被称为“《美亚》小组”，他们一行是进入红色区域的第七批，同时也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的最后一批美国人。
在稍做准备之后，拉铁摩尔一行于1937年6月7日从北京出发。为了能够最终顺利到达延安，拉铁摩尔等人颇费了一番周折，“为了预防被当成企图去延安的人，我们假装是游客在旅行。我们没有乘火车直奔西安，而是首先北上山西到了太原，在这里游玩了一阵子。然后我们沿另一条铁路南下，最后到了西安，这样便证实了我们是旅游者”。他们于6月10日抵达西安，住进当地著名的饭店——西京招待所，并在此获得了允准访问延安的介绍信，但只能自己解决前往延安的交通工具问题。这时，他们幸运地找到了一个懂行的同行者：在中国土生土长的瑞典人埃菲·希尔（Effie Hill），他的父亲是一位在华传教士，自己是出色的汽车修理工，还能说非常流利的汉语，之前受雇于斯文·赫定的西域考察队。在这次考察结束后，他在西安开设了一家私人商行，出租并维修汽车。拉铁摩尔等人和希尔一拍即合，随即雇用他和他的汽车一起上路。
从国民党控制区域进入陕甘宁边区要冒一定的风险。6月18日，“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我们全都挤进了他的汽车。我们没有退掉旅馆的房间，声称只是出去看一些陵墓。车子出了城门后，便一直朝前开，到了西安部队与红军之间的一个边界哨所。由于这个瑞典人是本地人，知道什么地方军阀部队与共产党关系和睦，因此我们毫无困难地通过了哨卡。等我们到达共产党这边，一切都没有问题。他们非常热情，一点麻烦也没有，我们顺利地抵达延安。”虽然拉铁摩尔在回忆录当中说得很轻松，但对希尔来说，这几天的历程颇为艰辛。由于连下大雨，几条原本几乎干枯的河床水位猛涨，他们不得不走走停停，花了整整四天时间才走完了三百公里的行程。
拉铁摩尔一行五人最终抵达陕北延安。他们在这里一共待了四天，在短短几天时间里，拉铁摩尔等人没有放弃任何一个了解和认识延安的机会。
抵达当晚，拉铁摩尔一行就受到热烈欢迎，毛泽东、董必武和丁玲等人到他们住处慰问，并为他们举行了临时欢迎晚会。6月22日上午，他们参观了抗日军政大学，并见到了朱德给学员授课的场景。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住处会见了拉铁摩尔一行，向他们详细阐述了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对英美的相关政策，并回答了相关的问题。毛泽东指出：
领导权并不依赖于力量的大小，而要看领导者的纲领和所做的努力。共产党并不谋求自己的私利，所谋求的只是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全民族的利益、劳苦大众的利益。如果战争胜利了，日本被赶出去了，如果形势朝这个方向发展，这就意味着革命运动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
拉铁摩尔后来回忆道：
我看到毛泽东主席就是在延安，他和其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多次接见美国作家的地方也是这里。那是在卢沟桥事件不过两三个星期以前的事。如果是军事思想狭隘的人，恐怕会认为需要对我“保持军事机密”，但是尽管我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这些中国领导人，特别是毛主席，却以最坦率的态度谈了。他们具有惊人明晰的头脑，预言了战争的爆发、演变和结果，以及战争对国共两党围绕着爱国抗战的领导权进行的斗争的影响。
……
令我吃惊的是，毛泽东竟然愿意接连花上数小时与几个素不相识的美国人交谈。他们曾说过要写关于中共的东西，但毛不知道他们是否胜任。他们提出的问题相当简单，但毛愿意实事求是地、以最简单的术语同他们交谈。……我的印象是，这些中共代言人肯定懂得怎样谈话才能使美国报纸有利地引述他们的言论。他们非常聪明，知道自己的经历将吸引全世界的反帝人士。他们让自己的故事显得朴实无华，防止会见者弄错或夸大其辞，尽最大努力使其具有吸引力。
拉铁摩尔的判断十分敏锐，在后来的抗战中，共产党的行动也正是通过国内外媒介的报道为世界所知。
当天晚上，毛泽东等人陪同他们观看了文艺表演。“在延安，晚上他们举办文娱性的集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其他高级领导人全部到场，坐在观众中间，他们没有特权者的席位，完全同群众打成一片。这是他们了解人民想法的重要手段之一。在这种场合，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上台，演唱他们家乡的民歌，或是讲故事。”这种印象对拉铁摩尔的触动很大，因为这跟他在上海、北京所见到的场景完全不一样。对此，毕恩来也记叙道：“虽然朱德、周恩来的上衣口袋上可能插着自来水笔，可表示军阶的徽章却是没有的。司令员和士兵的制服都是一样的。……在共同的事业中，所有的人都处于平等地位。”
6月23日上午，延安下起瓢泼大雨，原定与朱德等约定的篮球友谊赛被迫取消，拉铁摩尔一行改为采访朱德，朱德向他们说明了当时的中国国内军事形势以及抗日战争的军事战略等问题。朱德还指出，中国要打败日本，必须依靠全国的工人和农民的力量，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展开这场群众运动，因此，南京政府方面必须跟我们合作，“这场战争必定是一场总体战。国民党如果一味只要用他的精锐正规军再加上西方帝国主义的援助就行了，那他是打错了算盘。那他是不明白，只有群众性的人民抗战才能打赢这场战争。”当天下午，他们又拜访了博古，从他那里了解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情况，随后其他人再次拜访了毛泽东，拉铁摩尔在博古那里留了下来，向他具体了解边区的民族政策与少数民族情况。
当晚，拉铁摩尔一行终于有机会拜访周恩来，并与之进行了深入的交谈，谈论内容涉及国共和谈和统一战线等问题。毕恩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周恩来愿意并且希望把事实告诉我们，甚至对一些尚未解决的敏感问题，也毫不犹豫地向我们提供了详细情况。”拉铁摩尔对于这次拜访也印象深刻：“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总理也是那个时候。后来，从1941年到1942年，当时他是驻重庆的正式党代表，我是罗斯福总统指定的蒋介石总统的政治顾问，那时，我和他成了知己朋友。”作为一位老练的中国问题观察者，拉铁摩尔注意到了中共几位领导人各自的特点：“周恩来是一位受过大学教育的知识分子，出过国，既了解中国也了解外面的世界，而朱德是一个从政的军人。毛泽东是一位属于人民的人—一个智力超群但显然具有农民血统的人。”
24日上午，拉铁摩尔一行受邀在朱德主持的红军指战员大会上发表演讲，听众两千余人，“主要是统一战线的同情者而不是今天所称的坚强核心的共产党人”。其中大多数是抗日军政大学学员，贾菲、毕恩来和拉铁摩尔轮流就各自关注的问题发表了看法，反响强烈。之后，毕恩来、贾菲等人在朱德陪同下参观了位于延安的中央党校等机构，拉铁摩尔本人则采访了几位少数民族人士。拉铁摩尔在跟几位蒙古族人士聊天时，“他们对我说的是：‘当然，所有的汉人曾经都是蒙古人的压迫者，但这些汉人不同，他们是我们第一次碰到的把我们当人看的汉人’。”这正从细节处体现了当时中共在民族问题处理上确实卓有成效。
当天傍晚，拉铁摩尔一行结束了对延安的访问，启程返回西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等人专门为他们送行。毕恩来回忆道：“我们最后一次互致良好的祝愿，然后分手告别。平易、随便的气氛没有任何改变，这一次更深深地感动了我们。这是一个简单的告别式，我们几乎在不知不觉中就离开了延安，踏上了返回的路程。在延安的那些紧张日子里，我们没有什么时间去思考所看到的那些事物，也没有时间去思考它们意味着什么，这些只能在以后来做。”在这段延安之旅结束后不到两周，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战争全面打响，中国局势与世界形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延安，我们是站在中国和亚洲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封建主义革命的中心。”可以说，要是没有延安之旅，拉铁摩尔对中国社会与中国政治的认识将是不完整的，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也会是缺失的，因为在这里，蕴含着后来被证明是变革中国的决定性力量。延安之旅使拉铁摩尔认识到中国社会中曾经被误解和掩盖了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正在蓬勃生发当中：“有天，在回西安的路上，当我们等待汽车发动机冷却下来时，我问希尔：‘埃菲，你见过各种各样的中国人。你认为这些人怎样？’因为他在延安四处走动，跟人们攀谈过，我想听听他的反应。他说：‘告诉你吧。我遇见过很多国民党知识分子。我也曾跟军阀有来往。几乎没有什么样的中国人我没有打过交道。但是在延安，我第一次看到一位能够领导中国的人。’（即毛泽东）”
理解之同情，是拉铁摩尔这次延安之旅最重要的收获。在这之后，尽管拉铁摩尔没有再专门去过陕甘宁边区，但他在思考与分析中国问题的时候始终保持了对于边疆革命性力量的关注，并将这种一贯的关注倾注到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同情与理解当中。在不久之后，拉铁摩尔写出了两篇文章：《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陕北之行》《中国共产党的现在和将来：统一战线的理论》，虽然后来文章没能发表，却由当时美国在北京的领事罗赫德（Lockhart）转给了美国国务院。在文章中，拉铁摩尔对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和未来中国社会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予以了充分的肯定，并认为它将引导未来中国发展的方向。
除此之外，拉铁摩尔这次延安之行还对他的边疆整体认知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之前，他对于中国边疆地区社会与文化特征的阅读与思考主要是基于对中国相关历史文献的阅读，而没有将其与当时中国的国际地缘政治与国内时局结合起来加以考虑。拉铁摩尔通过这次对延安的考察，从内部亲身感受到了来自这一边疆地区的革命性力量，并且注意到了这种革命性力量与之前的边疆变革力量之间存在的本质性的差异，这种差异，在后续的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产生了决定性作用，而且也有力地影响和形塑了现当代中国的边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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