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3年1月，也就是中共规模宏大的反腐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说，当前反腐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2年之后，王岐山在修改党纪处分条例的会议上说，治本就是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沿。
中共厉行反腐3年多来，以“抓贪官”为主要模式的反腐治标工作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北京理工学院教授胡星斗说，“中国大陆的反腐，力度和广度是深远的，前所未有的。查处了一大批大老虎，这在中共的历史上都是少见。这就可见习近平政府是有反腐败坚强决心的。”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反腐的成果满意，特别是关于反腐的治本之策。原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说，“反腐败一定是解决产生腐败的土壤和制度的问题，如果不触及腐败的土壤跟制度，那么就不叫反腐。打死100只老虎，还有200只老虎没有打，还有300只老虎在生长。”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了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李克强在会上说，简政放权就是反腐治本，要以减权限权促源头反腐，以“明规矩”有效打破寻租腐败“潜规则”。李克强的这番言论，似乎为中国反腐治本提供了另外一种思路。
李克强在会议上说，要再砍掉一批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削减一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再取消三分之一以上企业登记前置审批；取消和下放311项行政审批事项，彻底终结非行政许可审批，取消调整70%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
李克强将简政放权与反腐联系起来，可能与其认为政务腐败和官员权力密切相关有关。在2013年第一次廉政会议召开时，李克强说，权力是把双刃剑，腐败与政府直接参与微观经济活动有密切关系。他认为，削减政府不必要的权力，可以减少官员权力寻租的空间。
李克强认为政务腐败与官员权力密切相关，这种观点可能是持续的、前后继承的。在2015年的廉政会议上，李克强也曾说过简政放权是反腐败的治本之策，是释放市场潜力的关键之举，要通过放权限权，坚决打掉寻租空间。
简政放权即是反腐治本的观点，也得到了某些中国社会学者的赞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张维迎教授说，权力是腐败的“本”，其他方面是“表”。反腐釜底抽薪的办法是治本，也就是是减少政府官员的权力。在中国，开办企业都得政府批准，个人和企业不得不通过“行贿”的办法“赎买”本应该属于自己的权利。
中共十八大之后，以中纪委为主力的反腐运动，造成了数以百计的省部级高官落马。外界谈及中国的反腐，首先联想到的就是中纪委。李克强称简政放权就是反腐治本，将约束官员的权力与反腐制度建设联系起来，这可能是中共反腐的另外一种思路。
有观点认为，李克强以简政放权来从根源上遏制腐败，将会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产生持久的影响。但该政策也面临着一定的挑战，地方政府削减审批“明放暗不放”，红顶商人经营的中介公司山头林立，简政放权也面临着地方政府的“软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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