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政府曾经制定出揭发恐怖分子的法律，在下院被否定，理由：不能助长人民的告密之风。指告发他人的秘密活动。
因当权者的需要和鼓励，需要告密。
中国告密传统源远流长。唐 陈子昂 《谏用刑书》：“顷年以来，伏见诸方告密，囚累百千辈，大抵所告皆以 扬州 为名。”《新唐书·刑法志》：“﹝ 武后 ﹞欲制以威，乃修 后周 告密之法，诏官司受讯，有言密事者，驰驿奏之。”《明史·刑法志三》：“庄烈帝 即位， 忠贤 伏诛，而 王体乾 ……相继领厂事，告密之风未尝息也。”明沈德符《野获编补遗·内监·王振恩恤》：“时 曹 石 虽诛，而告密之风转炽，始掌锦衣者为 逯杲 ，以酷暴激 曹钦 。及 杲 见杀， 门达 继之，酷加甚焉。故终 天顺 一朝，刑僇乃尔。鲁迅 《三闲集·序言》：“我在 广东 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
告密为图私利，因为告密可以获得奖励。如公元前114年，汉武帝出台“告缗令”，即是鼓励百姓举报一切相识者的资产。武帝为从民间捞钱，此前曾颁布过“算缗令”，对百姓财产中来自非农业收入的部分征收“财产税”，但百姓有抵抗情绪，政府又缺乏统计手段，实施效果很差。武帝遂想出鼓励百姓互相举报资产这般损招。“告缗令”规定：凡被人告发隐匿资产、呈报资产不实之人，其资产将被全部没收，没收资产的一半将被奖励给告密人。此令一出，民间告密之风大盛，司马迁总结其巨大的破坏作用时说：民间“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各郡国“得民财物以亿计”，“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终于发展到中产之家全部破产，百姓花光吃光不思储蓄的境地。
告密为了自保，告密可以表明忠心。中国一台湾与大陆，在告密上早有“共识”。台湾50年代到80年代的“白色恐怖”，在蒋经国的主持下，有10万余名警察及5万余名各类特工，更不知发展了多少“工友”做眼线，台湾民众无一不在监视之中，无一不在被告密的恐惧之中。在大陆，50年代到80年代的“红色恐怖”，告密发展到史无前例，无孔不入的境地。文革之前有土改运动，镇反运动，三反五反，肃反，反资，反右，整资整社（反五风，反五股黑风）等等运动。从有地就有罪、有钱就有罪发展到有文化就有罪，这些运动推动着全民斗争走向文革浩劫。今天，透过多年的回避与掩盖，探究一种特色病毒对人性的残酷影响，感受很多人失去人格的悲催后果和惨痛代价。但是谁能知道，还有多少更大更悲惨的人祸灾难，还在继续掩盖之中？谁能知道，继续掩盖过去的历史事实和残酷真相，会给今天及今后的中国带来了多大的危害？谁能知道，那些丧失的人格，那些出卖的灵魂，那些迷失的人性与理智，是否还能救赎？
耶稣遭叛徒犹大出卖的故事。犹大(Judah)一词在西方文学中引伸出了许多典故：犹大已成为叛徒的代名词和叛徒一词的出处。犹大之吻(Judah''s kiss)已成为告密的暗号的代名词，也是假装亲热、口蜜腹剑、阴险、背叛的同义语。在英文里把公共墓地叫做窑工之地（Potter''s Field）的典故以及把耶稣被捕的客西马利园称为使人受精神折磨的地方，都出自这则圣经故事。
西方文化认为，人是有原罪的。人心是黑暗的。经过“文化大革命”，明白了最黑暗的东西在人的心中。人的心灵如何得到净化，去邪归正，如何变成一个健康的人，心态和心灵健全的人是个永恒的话题。人是有欲望的。但人必须克制自己的欲望，必须自己(而不是别人)克制自己的欲望。克制自己，对自己进行心灵拷问，无疑是痛苦的。传说中的耶稣流血，圣母流泪，是象征人的苦难、是思想的化身。如今而中国的庙宇的那些神：大腹便便，无忧无虑，嘻皮笑脸，享受着人间烟火。个个吃得脑肥肠满。西方人进教堂是免费的，为了忏悔救赎灵魂。在中国庙宇是行贿之地。向神祈祷，烧香拜佛，开光佛事，素斋月饼，捐款供品，默默许愿，求佛赐福，消灾化难。
历代统治者实行愚民政策。儒、道、佛的思想各有不同，但在反智主义或主张愚民方面都是异曲同工。正因为此，它们才获得统治者的青睐。在这种文化宗教和统治者愚民政策的夹击下，使得中国人最善长歌功颂德，其次是告密，第三是玩弄权术。满清人对中国的统治最为成功。它深谙中国人官场的特征：效忠个人，不效忠国家。有奶便是娘。满洲人统治中国汉、蒙、藏三族，针对不同的特点使用不同的手腕：西藏人信佛，清廷便在承德仿照西藏的样式修庙，把喇嘛接到中央来当大爷；蒙古人剽悍，便使用婚姻手段，把皇女嫁给蒙古王公。你生了儿子，都是我外甥。对汉人，用科举。汉人有个毛病，好当官。只要给你官作，就象给了狗一块骨头似的，服首贴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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