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文化大革命50周年的临近，关于意识形态的讨论又开始水涨船高。近日，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行的新书交流会上，表达了对于中国进行文明对话的希冀后，围绕当下意识形态提出应该“把党的意识形态跟国家意识形态区分开来，并各有侧重。”
在郑永年看来，当下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就是把精英的意识形态或者党的意识形态加以整个社会之上。“精英的意识形态很重要，像马克思主义在革命过程中起到很大的作用。但如果在成为执政党之后，还是继续把小部分精英意识形态加以整个社会之上，意识形态合法性就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 郑永年继续补充道，“从理论上说，一个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跟国家的意识形态越近，这个执政党的合法性就越高。如果执政党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而是把国家的意识形态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这个执政党的生命力更强。”
什么是国家意识形态？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又该作何解释？郑永年以新加坡为例做了解释。“新加坡的体制，党报在党员之间互相传阅，党报是内部刊物，这就把党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区分开来。不分开有很大的危机。我到新疆、西藏看，要让少数民族接受精英意识形态还是很困难的。现在中国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没有共享价值和核心价值，因为没有把国家意识形态塑造起来。中国如果没有国家意识形态，这个社会就会很难统治。”
国家意识形态如何塑造？共享价值和核心价值如何结合？郑永年也从技术层面给出了答案。概而言之，便是以自己为主，把其它的西方文明包容进来。“中国下一阶段还是需要根据亚洲价值观的开放性，把西方文明包容进来，把这套价值体现在一套制度上。从政治上说也不复杂，把中国的selection 和西方的election 结合起来就行了。经济上也是这样，中国的国有企业存在了几千年了，但要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处理好，要把社会保护好。实际上，中国的那些理念，中国很多东西都具有普世性，所以我们要承认有些东西是普世性的。任何一个文明都是共享价值和核心价值两者的统一。”
至于下一阶段怎么通过共享价值和核心价值的结合，塑造成国家的核心价值观，郑永年在最后也做出了分析。“塑造中国价值有三个传统，有几千年的大传统、近代以来的中传统、改革以来的小传统，加上全球化。”此外，郑永年也给知识分子群体提出了期许，“我觉得知识分子应该有知识的担当，任何一个文明的核心就是它的知识体系。”
此一点，尤其突出地体现在媒体层面。郑永年也结合中西情况做了进一步阐释。“现在搞外宣很困难，这个现象应当不难理解。西方的媒体很强大，但媒体只是一个技术和形式的东西。西方媒体强大是因为它背后有一套知识体系，媒体只是把这个体系传播出来。西方媒体的强不是传播技术的强，是它后面知识体系的强。我们现在弱是我们没有自己的一套知识体系。从经验上说，我们是有的，但是我们现在没有人做。我们要有担当，把这件大事情做起来，这样中国才能真正崛起。”
新近由中国官媒披露的《习近平时代》一书节选中，郑永年2014年10月在一次演讲中的一段话也被收入，“我觉得中国1949年以后，毛泽东30年，邓小平30年，现在习近平将考虑后面的30年，这个非常重要。”对于习近平而言，留给第三个30年怎样的成绩，以及后世怎样的书写，的确考验着其政治魄力和勇气。加之中共建党百年将在其任内到来，中国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重塑迫在眉睫，第五代肩头担子的分量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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