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魏晋及其后的南北朝就是这么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时代。
曹操终其一身未敢篡汉
公元二世纪末至三世纪初的中国，种种深层和表层的社会矛盾全面爆发，阉竖乱政、外戚专权、胡狄侵扰和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通过内部侵蚀和外部冲击，最终摧毁了汉朝帝国大厦，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全面崩溃。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长达四个世纪之久的动荡时代。
《三国演义》中有一段提纲挈领、也是耳熟能详的话：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然而西晋满打满算才51年寿命，东晋又与北朝并存，此时的中国，何以要走上分崩割据的衰运？
钱穆在《国史大纲》中给出了答案：一个政权的生命，必须依赖于某一种理论之支撑。此种理论同时即应是正义。正义授予政权以光明，而后此政权可以绵延不倒。否则此政权将为一种黑暗的势力，黑暗根本无可存在，必趋消失。
曹操及其子曹丕固然挟天子以令诸侯，借着汉相名位铲除异己，却也依仗着东汉中央政府之威灵。曹丕的名为禅让、实为篡位之行却没有一个坦白响亮的理由。
魏武述志令自称：“天下无有孤，不知几人称王，几人称帝？”此不足为篡窃的正当理由。曹操不能自己做周文王，曹丕又不能做周武王，没有大罪过的汗献帝被迫让出帝位，可谓名不正而言不顺。有了曹氏父子的亲身做表率，司马氏暗下勾结时几个贵族再来篡窃曹氏的天下也就是顺利成章的事情了。
司马氏所构建起来的晋朝看上去很美——凭借其经济与军事实力，在公元263年西灭蜀汉之后，复于公元280年东吞孙吴，重新实现了统一。但这统一十分短暂，经济恢复、天下晏然的好景只是昙花一现。自两汉以来不断积攒起来的众多深层的社会矛盾，并未因表面上的政治统一而迅速消弭，通过玩弄政治权术、欺人孤儿寡妇和残酷杀戮政敌而篡立的司马氏政权，根本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来得及实现社会的全面重构，就因皇族内部矛盾激化而爆发的“八王之乱”而骤然分崩离析。
从曹魏到晋代，两朝皇帝们为何无法吸纳当时明贤以营造政通人和的局面？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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