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6月“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在天津市宝坻县小靳庄“评法批儒”。本文作者陈大斌作为新华社派出的随行记者，事后曾经向社领导汇报过有关情况。2003年夏天，在新华社天津分社的帮助下，作者写下这篇追忆文字。以真实地还原历史本来的面貌。其中更记录了几段关于纪登奎的小插曲。本文节录自2007年第三期《百年潮》。
纪登奎与“四人帮”有矛盾（图源：新华社）
“批林批孔”：大作反党反革命文章
1974年6月江青在天津城乡的一系列活动和表演，是她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次严重的反党活动。
“批林批孔”运动开展起来之后，天津市委领导中的一些人紧紧跟上，特别下力气组织力量研究“儒法斗争史”，鼓吹工农兵要当“评法批儒的主力军”。他们指定南开大学举办“儒法斗争史”学习班，为工厂企业开办“儒法斗争史”讲座。在市委一些人的鼓动下，天津站组织工人参加，于当年5月编写出一部《儒法斗争简史讲稿》。江青于6月16日得知这一情况，只隔了一天，即6月18日，就带上迟群、于会泳等亲信，还有北大清华写作班子（“梁效”）等急匆匆来到天津，声称要听取天津站工人的宣讲。6月19日晚，江青在天津发表了“六一九讲话”，大讲“儒法斗争史”。她不懂装懂，胡拉乱扯，说“两千年来的儒法斗争，一直影响到现在，继续到现在，还会影响到今后”。她把从秦汉时代到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统统歪曲为“儒法斗争史”，把党史上历次政治思想斗争全部归结为“儒法斗争”，把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诬为“儒家”。同时，江青宣布天津站是她的“点”，她要通过抓这个点，推动全国的“批林批孔”运动。在前后十几天的时间里，江青批发有关“批林批孔”的材料43件，总印数达78万份。
在抓天津站这个“点”的同时，江青还要抓一个农村的“点”。天津市委便向她推荐了宝坻县的一个大队——林亭口公社小靳庄大队。这个大队原为天津市委一位副书记抓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先进典型。6月22日，江青在小靳庄当场宣布：小靳庄是我的“点”！1974年6月到1976年8月，江青先后三次来到小靳庄，并派来她的联络员进驻，派迟群等亲信多次到小靳庄活动。
笔者只经历了江青第一次到小靳庄的情景。小靳庄大队当时只有101户，582人，地处宝坻县东部黄庄洼边缘，历史上是个多涝灾的穷地方。时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的王作山是个老实厚道的基层干部。几年来他带领全村社员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年年冬天挖河泥垫耕地，口号是“河挖三尺，地高一寸”，不断提高了地力和抗涝水平，生产节节上升。全队以农业为主，除粮食作物外，还种植大蒜等经济作物，有数口鱼塘养鱼，集体经济和社员生活水平在当地属中等偏上水平。另外小靳庄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群众文化活动活跃。由于这里地处大洼边缘，土地少又易涝，所以历史上村民外出讨生活的人不少，“上京下卫”跑码头，在京津唐等大中城市里，从事理发、浴室服务等服务业的人不少。所以，不少人都见过“世面”，不像有的地方的农民见了生人不敢说话。小靳庄的男女老少大多敢说敢做，尤其是热心文化活动。不少人能说会唱，会编顺口溜，敢于当众登台朗诵、演唱。村里有个评剧班子，能演整出的大戏，参加过天津市和宝坻县的会演，还得过奖。多年来一直是全县的文化活动先进典型。
我们新华社国内部农村组的两人于1974年6月21日中午赶到小靳庄。当时正是麦收时节。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作山已经被召到天津，“领受”接待任务。大队长等在市、县委派来的干部的帮助下，找来几个能说会道的社员，抄书抄报凑稿子，准备“评法批儒”汇报会。一般社员忙着打扫卫生，修补道路，紧张地做着各项准备工作。村民朴实善良，只知道江青是毛泽东主席的夫人，以对毛主席的一腔真情来准备迎接她的到来。我们走进村来就能感受到一片紧张和兴奋的气氛。
江青于6月21日下午从天津出发，带领一大帮随从人员，乘火车到达宝坻，当天就吃住在专车上。傍晚时分，江青要下车去“看看宝坻县城居民”，以展示她的“亲民”形象。她走进城边一处干部家属宿舍院，进了一位干部家属的门。女主人热情欢迎她，她也极力表示着“亲热”，拉着她的手说：“我要好好看看你的家，聊聊家常。”但刚坐下来，就有人悄悄地告诉她，这家女主人可能患过肝炎。江青立时变了脸，站起身来快步逃了出去，连句告别的话都没有说。送客的主人在后边小跑着都赶不上她。江青逃也似的回到火车后，再没下火车。
6月22日上午，江青从专列上下来，换乘汽车前往小靳庄。从县城到小靳庄50里路，其中进小靳庄的几里河堤路为泥土路，夜间一场小雨把河堤路浇成一片泥泞。一大早市里调来几辆大型推土机，为江青开道，硬是把泥泞路面上的一层稀泥全部铲掉，再铺上一层干土，又压了一遍。江青的车队这样才勉强开进小靳庄。
江青进村后就宣布要召开社员会，听农民“评法批儒”。会场就设在村头的小学校里。学校恰好放了收麦忙假，大队腾出所有教室和整个院落。主会场设在一个最大的教室里，江青及主要随行人员占去了一大半座位。村里除了几名主要干部外，只有几位社员代表参加，天津和宝坻县来的许多干部只能在院子里旁听。
我被安排进了教室，自始自终参加了这次社员“评法批儒汇报会”，亲见亲闻了江青等人的丑恶表演。
上午10时许，小靳庄社员“评法批儒汇报会”开始，名义上是天津市委主持，小靳庄农民唱主角，其实成了江青个人为所欲为的表演舞台。首先，小靳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作山报告了大队基本情况，没说几句就被江青打断。她说今天是来听农民“评法批儒”的，其他的少说。可社员们的“评法批儒”发言，没有一个不被她中途打断，没有一个能按照自己准备的内容说完。
女社员周福兰发言，批判儒家提倡男尊女卑。可是还没容她说上几句，江青就打断她的话，借题发挥起来：“男尊女卑处处存在，我们中央就不合理……他们都是大男子主义，到了掌握政权，都出来了，一把抓。”她叫嚣：“这回要改变。”“女的要超过男的”。显然，她说的“这回”，指的是正在筹备的四届全国人大关于国务院领导的人事安排，其篡党夺权的野心毕露无遗。
接着，江青攻击的矛头就更直接了，她问周福兰叫什么名字？周福兰告诉了她，江青喊道：“是周公的周，还是周礼的周？”周福兰莫名其妙，说：“就是那个周呗。”江青大声喊道：“我要造你的反！”周福兰吓得一哆嗦。江青接着喊道：“我不是造你的反，是造你名字的反。你的名字太封建了。”她要周福兰“马上改掉这个封建的名字”，说，“你就改成周抵周吧！”随后又改口说：“就叫周克周吧，用咱们这个‘周’，克他那个‘周’。”
江青的这些话使人很容易想到她要“克”的是那个“周”。之后，每个社员发言，江青都先给他们改名字。女社员于瑞芳刚报上姓名，江青就说，什么“瑞芳”，去掉那个“瑞”，就叫于芳。女社员王淑贤一说出自己的名字，江青就嚷：“又淑又贤，不行！淑贤两字去掉，就叫王先！”男青年王孝歧是个高中生，事先认真准备了个发言稿，可是刚开始念稿子，江青就忍不住了，喊道：什么孝歧，孝谁？孝什么？典型的封建意识！这个名字不行！以后你叫王灭孔！”还有一位中年妇女叫李淑凤，江青把手一挥：“净是什么龙啊风啊，改！就叫李树风！树立新风！”江青不仅给男女社员改名字，就连天津市委书记解学恭也被她改了名字。她说那个“恭”是温良恭俭让的“恭”，是封建主义的，儒家的思想，要改成“工人阶级的‘工’！学工，向工人阶级学习嘛！”
江青除了随意改社员的名字之外，还有更让人大跌眼镜的丑行上演。女社员于瑞芳汇报之后，要唱一段京剧样板戏，她要唱的是《红灯记》中铁梅的一个唱段。刚开口就被江青叫停，她大声喊道：“你们知道吗？所有样板戏统统是我搞的！”转脸又喊随行的一位闻名全国的演李玉和的京剧男演员，“你来和她一起唱”！说着递给他一杯水，那位演员接过来昂首挺胸一饮而尽，丢下杯子，高喊一声：“谢谢妈！”接着就唱起来：“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本来这是戏中的叫板道白和唱词，可是在这种场合，经过江青与他的如此“配合”，给人造成的感觉可就不那么美妙了。当场不少人惊得“瞠目结舌”！事后有人问我此事确否？我说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千真万确！
这样折腾了一个多小时，社员的“评法批儒汇报会”结束，江青说她要去地里参加劳动，与社员一起割麦子。当时正值麦收时节，学校外不远处就有一块麦地，不少社员正在收割小麦。
江青在一伙人的簇拥下来到麦地里，拿过一把镰刀要割小麦。可是她既不会使镰刀，也抓不住麦棵，乱砍几下，一棵麦子也没有割下来。其实她真实的目的并不是割麦，而是让随行的记者照相，老实的大队党支书王作山不解其意，怕她砍了自己的脚，忙上去帮她，结果挡住了镜头，江青很不高兴，一把推开了他，喊着：“你走开，别尽来帮倒忙！”
当时，在宝坻县有两位全国闻名的下乡、回乡女知识青年，一位叫侯隽，一位叫邢燕子。天津市委和宝坻县委把她们俩叫来见江青。在麦地里，有人把两人带到江青面前，江青为了表示对两人的亲热，说，我早就熟悉你们俩了，一直想念着你们啊！然后就从头上摘下一顶白草帽，说，今天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这顶草帽是我1942年从延安撤退，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时，从延安带出来的。多年来南征北战，一直跟随我。今天我送给你们俩做个纪念。
听了这话，我们一个个面面相觑，真地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说的是真话吗？看那顶草帽，虽不知道是不是全新的，但那是一顶很精致的草编织物，颜色雪白，帽顶帽边都十分整齐，一点也没有破损。延安时期是个极为艰苦的年代，会有这样高档精致的草帽吗？即使有，从延安撤退，一路辗转，战火硝烟，30余年过去了，还能保持如此崭新吗？再说，一顶草帽送给两个人，谁来戴呢？这不是在演戏吗？！
赠毕草帽，江青向大队干部要一顶当地农民戴的那种芦苇秸编的“蘑菇帽”，她说她很喜欢农民的帽子，其实是想戴上照相。可是接过王作山送来的那顶农民戴过的“蘑菇帽”之后，见上面满是汗渍，便不往头上戴，借口说“太小了，我不能戴”。接着又埋怨起侯隽说，你下地来也不戴个草帽？我看你也变成个小官僚了！
新的“蘑菇帽”还没买回来，江青已离开麦地，要到场院上“打场”去了。在场院上，有人给她一把翻麦子的木杈，她扬了扬，让人照相。照完相转身又看见场上正晒着新打下的小麦，便说，这麦子多好呀！我要把你们的劳动果实带回去给毛主席尝尝。社员们忙去找了干净的口袋，装上10多斤小麦……
江青在场院上转了一圈，就宣布“收麦劳动”结束。她要吃午饭了。这时，天津宾馆的工作人员早已在小学校里准备好了午餐。面包、菜、饮水和碗筷等用具都是从市里运来的。女服务员一律白衣黑裙，也全是天津宾馆里来的。江青等人在一间教室里摆开餐桌，我们和工作人员便在院里树荫下吃饭。
午餐之后，江青要午休，说是要到社员家里去“同住”，村里事先已接到通知，早已选定大队会计王启恩家作为她的午休之处。王家人口少，房子宽敞，环境也较干净。县里村里前一天已派人帮王家来了个彻底大扫除。当天上午，天津宾馆的服务员又重新扫过大炕，屋里屋外全消了毒，炕上铺上宾馆的被褥枕头，服务员还用带来的深色窗帘遮住王家前后窗户。王家和前后左右邻居养的狗和鸡鸭全被捉住送到别处暂管，以免发出叫声惊扰江青午休。江青进去后，王家几口人全走出来在院子里等候。大队干部午饭也没吃，轮流在王家院门口为江青站岗放哨。这就是江青的与农民“同住”!
语重心长：纪登奎有胆有识
作为记者，那天中午我只吃了一块面包，就忙起来，生怕漏掉重要活动。我跑到小学校里，只见迟群、刘庆棠等人正围着桌子起劲地甩扑克，没有一个人肯到村里走走，看看农村农家生活，去和农民说句话。只有同来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没有午休，也没去打牌，他把小靳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作山找来，两人蹲在村头小树林里说话。王作山忙了一上午，情绪兴奋又紧张，满头大汗，也没工夫回家吃午饭。纪登奎说，我知道你没吃上饭，给你拿来个面包，还有西瓜，先垫垫吧！见我来了，纪登奎说，记者同志也坐坐吧，咱们随便聊聊。那个中午，他们大概聊了一个多钟头。先是王作山详细汇报了大队的生产情况，纪登奎也说了不少话。印象最深刻的是：今后小靳庄是江青抓的点了。你们的确有很多优点、长处。可作为农村，不管是谁的点，今后主要任务还是种好地。要踏踏实实学好大寨经验，继续兴修水利，搞好农田基本建设，发展生产。还说，生产上光种粮食不行，除了大蒜，可否种点棉花？搞好生产，发展经济，这是农村工作的根本。生产搞不上去，农民没饭吃，一切便无从谈起。
天津一行，使我第一次面对面地接触纪登奎。这次他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是这个中午他与王作山语重心长地谈话；二是我听天津的同志说：1974年6月19日那天，江青在全市“评法批儒”大会上大放厥词之后，曾让纪登奎讲话，他当时只讲了短短的几句，大意是：毛主席曾经批评一些人不学中国历史，不知道自己的祖宗，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我的历史知识很少，但我不是毛主席批评的那种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人。我是深以为耻的！今后要努力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和大家一起努力学习历史知识。
在那样的特殊年月里，那样的场合，当着不可一世的江青，他不投其所好，却讲出这样的一番话，应当说是有胆识的！
说到这里，还有一段有关纪登奎与小靳庄颇为有趣的插曲，不妨在此一说。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参加了一次中央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有一天我刚吃完饭从食堂走出来，回头一看，见国务院农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象与纪登奎并肩走来。吴象见到我，就喊道，快来，我来介绍一下，这是纪登奎，现在来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任研究员。
自从被罢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之后，纪登奎已经几年未曾公开露面。不久前中央刚分配他这项新的工作，这是他第一次以研究员的身份参加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我上前与之握手、问候，回过头来，吴象又要向他介绍我。可没等吴象开口，纪登奎就打断了他，说：“你先别说，这位我认识，肯定认识！我们一块工作过。你让我想想……”他拍着脑袋，苦苦思索，却一时想不出来。我忙上前对他说：“是在小靳庄。”他一听，使劲一拍大腿，哈哈大笑：“对了，对了！咱们在小靳庄一起工作过！你是新华社的，那天你们去了两位同志，那一位也是个年轻人，个子不矮。”人们都说纪登奎没有官架子，记忆力特强。这次真地见识了。我说：“你说得对，记得准！”
纪登奎哈哈笑着，拉起我的手，若有所思，走了几步，对我说道，那次在天津，江青简直是猖狂之极！在小靳庄又闹了个一塌糊涂！
我说，是的，那天你与他们截然不同。
纪登奎看了看吴象，又看了看我，说：“老陈，你说说那天的情况，说说我那天的表现怎么样？”
我想起当年的情景，尤其是树荫下他与王作山的谈话，由衷地说：“我很佩服那天你的谈话。江青他们在丑恶表演，搞阴谋。而你对王作山说了许多知心话，语重心长！”
纪登奎高兴地笑着，天真地像个孩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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