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10日,《纽约时报》刊文《对话布朗教授:文革被忽略的历史》文章讨论了很少被提及的四清运动和“反动派”的声音。

杰米里·布朗(Jeremy Brown)是西蒙弗雷泽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的历史学教授,该校位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伯纳比市。杰米里曾在哈尔滨求学,在天津从事研究工作,他尤其专注于研究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城乡区隔问题。最近,他参与编辑出版了《基层毛泽东思想:高度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日常生活》(Maoismatthe Grassroots:Everyday Lifein China‘sEraof High Socialism)一书。
问:本月是文革开启50周年。对此您有哪些思考?
答:对于谈论这个所谓的50周年,我不是太有兴趣。具体指的哪一天呢?5月16号?
问:那是有关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发出的日子。
答:没错,不过在1966年,只有高层官员知道这个通知。普罗大众是在整整一年后才知晓。你可以说,对于北京和少数大城市的政治权贵而言,1966年5月是个关键的时间点。1966年的北京显然有大事件在发生,但别的地方也有其他的重要事件。
问:比如?
答:比如“四清运动”,它也经常被称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它始于1963年,但真正展开是在1964年。
问:为什么说它很重要呢?
答:这是“大跃进”运动引发大饥荒(被认为是史上最大的一次饥荒,有大约3,000万人丧生)之后的余波。毛泽东将这场大饥荒归罪于被残余国民党力量和地主腐化的恶劣地方官员。他说一些地方土改进行得不好,所以才会发生饥荒。说是因为地方乡村组织不够纯洁--这是毛泽东为自己找的解释。那个时期,也就是1960年代初期,宗教和经济活动有所复苏,出现了一些类似资本主义商品买卖的行为。有些村镇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外从事副业,赚取外快。
所以,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并发起了“四清运动”。它的损害非常之大。有不少工作组入驻乡村,调查地方官员,大力惩罚被他们看作阶级敌人的人。
问:似乎不太听人谈起这场运动。
答:那是因为它发生在农村,村民没有机会对外讲述自己的故事。我们本该在两年前谈论这场运动的50周年。
问:还有哪些是我们需要知晓的?
答:我们很少听到“造反派”的事情。这里说的是工厂里的工人,不是红卫兵。革命委员会于1968年成立时,他们也占有一席之地。他们和军方一起管理工厂和很多单位。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时,这些人成了替罪羊。他们文化水平不高,也没太多社会关系,无法将自己的经历向外传播。而且有关他们的历史令那些之前利用他们,在文革中幸存下来而且之后过得比较好的官员感到尴尬。他们被称为“四人帮分子”。我们对他们的了解很少。
问:从某种程度上讲,很多事在毛泽东时代还能照常进行,挺让人意外的。
答:当你看到人们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以及他们对这位“伟大领袖”致敬的仪式性行为--比如跳忠字舞--会感觉有些荒诞。但它只发生在有限的时间里。在一些城市,毛泽东崇拜的气氛非常热烈。但如果从60年代中至70年代中这整个时期来看,也有各种各样的人在试图摆脱政治影响,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单位里和搞运动时会出现毛泽东像,但对很多人来说,那就像是背景里的杂音。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政治叙事并不是脑子里的头等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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