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的文革“浩劫”，因应着196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政治潮动，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艰难探索“救亡图强”道路中最为惨烈的岁月。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场结束了近半个世纪的运动所代表的特殊政治形态，在有了官方决议和中外无数结论、评点的情况下，依然有着等量齐观的共识与争议。作为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重大社会实践，在50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回首那段被尘封的历史？
时代悲剧无法改写，50年后重提文革并非“鞭尸”，亦非否定中共今天的统治根基，而是意在将这段前所未有的政治试验置于中国历史甚至是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去重新认识，反思这场浩劫的背后究竟隐藏着如何根深蒂固的民族基因——它决定了从毛泽东本人到普通民众，何以都被投入一场癫狂的、注定没有出路的社会实践。
在东方智慧中，对人生有“五十而知天命”之说。意即一个人需要经历相当的年限，有相当的人生积累，才能明白世间和自然的规律，鉴别真伪。历史也是如此，时间往往可以让人用冷静、客观的心态，发现和总结接近真实的本相。越是沸腾的历史，越需要沉淀。那么，积淀了50年的文革，又会给中国、给世界带来什么呢？
历史会不断地被后人评判，但只要每一次评判都是基于理智的探索，就会成为人类智慧的积累和延续。无论是怎样的历史都不会也不应该被割裂和回避，只要发生过，就不会无故被磨灭。特别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必须由全民族的人为它负起责任。
“赫鲁晓夫就在我们身边……”
历史事件的发生从来都不是处于“真空环境”的自我演绎，文革亦然。
1966年5月16日上午10点半，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举行全体会议，主持人正是当时与毛泽东嫌隙日甚的刘少奇。连续多日的诡异沉默后，经毛泽东于杭州审阅8次才定稿的《中共中央委员会通知》“一字不能改，连一个标点也不让动”地获得通过。这份象征著文革大幕开启的“五一六通知”警告说，“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在接班斯大林不过两年后，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中彻底否定斯大林所作的秘密报告一经披露，其影响便一发而不可收拾。这种“鞭尸”式的逆反给了毛泽东强烈的刺激，以致他在晚年都在担心会不会有人也会如赫鲁晓夫那样藉文革对他“清算”。而在当时，毛泽东更敏感地预见到这种“全盘否定”对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及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带来的冲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西方之间的“铁幕”随即落下，持续半个世纪的冷战开启。苏联用铁犁播撒了社会主义的种子，欧美世界在“复兴计划”下迎来了高歌猛进时代。于是，东西方世界均经历了一个人口迅速增长的“婴儿潮”时代和经济大放异彩的黄金时代。在这期间，被战争驱使的科技进步引发了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并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和城市化引擎。然而，就像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工业革命转型时期，财富和垄断力量的急剧膨胀所诱发的“嘈杂”，工业化对个体生命的“狂轰滥炸”，终于在1960年代演化为难以遏制的洪涛巨浪。
在斯大林主义主导的社会主义世界，五六十年代的东欧国家开始尝试突破苏联的控制，寻求政治改良。而恰恰在这时，赫鲁晓夫开始全面清算斯大林。受西方的经济转型和苏联突然的思想转型的波及，当时在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了三大标志性事件，即波兹南事件、匈牙利十月风暴以及布拉格之春。
1956年6月波兰中西部城市波兹南16,000名工人举行示威游行和暴动，以发泄对斯大林式官僚机器的不满。不久后的10月份，匈牙利布达佩斯学生为追求独立自主和民主化，推倒斯大林雕像。这两次尝试均被苏联的铁蹄所征服，但是当时的民众反抗运动挑战了高度集权的苏联政治模式。大约10年之后，同属这一时期的布拉格之春由时任捷共领导人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ek）自上而下推行，亦被苏联的坦克“扼杀”。
与此同时，二战的结束推动亚非拉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持续高涨，一大批新兴国家宣告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体系崩溃。此原因除民族解放意识的觉醒外，还多多少少渗透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反抗斗争的示范和传导效应。譬如非洲大陆，纳赛尔通过政变上台并让苏伊士运河在1956年摆脱了英国的控制；1960年非洲大陆民族解放运动横扫17个国家，被称为“非洲独立年”；“南非国父”曼德拉于1961年参与创立“民族之矛”武装组织，接受毛泽东和切？格瓦拉的游击战思想。
在欧美世界，对资本主义的失望与叛逆从1950年代开始萌发，并在1960年代开花结果。1960年代被强烈的社会矛盾和“弱势群体”的压抑感所触发，充满躁狂、摇摆、激进和异化。披头士、酗酒吸毒、同性恋、女权主义、黑人运动、性解放等反传统行为，成为催生各种社会政治运动的“思想启蒙”。
同时在“3M”，即马克思、毛泽东、马尔库塞思想影响下对资本主义仇恨和暴力运动的痕迹随处可见。它深刻地影响了各种反传统、反资本控制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遍及欧美国家的学生运动和街头抗争此起彼伏。1968年要求戴高乐下台的学生运动“五月风暴”便是这些运动中最为瞩目的“浪花”。那些年轻人高喊著「消费社会不得好死，异化社会不得好死，我们要一个新的独创的世界，我们拒绝一个用无聊致死的危险去换取免于饥饿的世界”，正是对资本主义传统叛逆的诅咒。
东欧国家对苏联模式的反抗，以及亚非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欧美反传统的左翼运动所体现的叛逆精神都强烈地让当时的中国感受到一种深深的危机感。尤其是在毛泽东看来，“和平演变”的危机如此真实而迫近，令其不得不考虑刚刚建立的脆弱的社会主义政权如何不被这场洪流所淹没。“五一六通知”警告“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正显露了彼时毛泽东的想法。表明他已经将对政权的主要威胁从外部的帝国主义势力转为内部的“野心家”“阴谋家”。
事实上，美苏两大阵营的较量早在二战结束之前便已经打响。随著二战的结束，两大阵营的互相渗透和“和平演变”便浮出水面。美国1950年代盛行的麦卡锡主义反共运动虽然颇具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苏联在欧美国家寻求“突破”的努力的确存在。同时，1953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公开表示，寄望于在社会主义阵营的第三代、第四代实现“和平演变”，使社会主义国家“被奴役的人民”得到解放，成为“自由的人民”，对苏联和毛泽东本人造成了直接影响。毛泽东不可能对汹涌而来的世界政治运动潮流毫无反应。深感“和平演变”危机的毛泽东1959年提出“必须警惕美国用和平手段，通过渗透和腐蚀，使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所以说，尽管彼时的中国依然身受美苏两大阵营的政治和经济“孤立”，但中国的脉搏与世界的时代节奏依然拥有紧密的和声与互动。
就毛泽东而言，即便外部世界风云变幻，这位兼具虎性与猴性的领导人最为忌惮的，还是那个“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换言之，红色江山是否能够稳固，能够永不变色，关键在于内部是否足够纯洁，足够一律。
毛泽东的“进京赶考”
如果说1949年3月23日，已然胜利在望的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北上北平的那场“进京赶考”，是属于全党上下的，那么文化大革命同样作为一场“赶考”，则是属于毛泽东的。而且以结果论，属于毛泽东的这场赶考，不仅最终以失败告终，而且给中国造成了至今难以弥合的创伤。
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这是毛泽东“赶考”路上思索最多的命题。在对内的警觉中，赫鲁晓夫的上台更让毛泽东将注意力引向中共及国家的掌权者身上。文革之前，毛泽东的权威已经遭遇了严重的挑战。苏共二十大否定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内容波及中共，中共八大党章删除了毛泽东思想的表述。三年困难时期之后，毛泽东不得不在七千人大会上对自己错误有所表示。在文革前夕，毛本人已退居二线，但他意识到权力正在失去，又表现出无法接受的矛盾心理。人们可以从各种回忆资料中看到，当时毛泽东抱怨他的话没人听以及被实权人物刘少奇、邓小平冷落的内容。
英国学者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部曲将文革的历史渊源追溯到1956年至1957年的反右，1958年至1960年的大跃进以及1961年至1966年中共领导层的严重分歧，并努力还原当时中共高层中的微妙状态——毛泽东的猜忌与刘少奇的小心翼翼。不过，如果从权力争夺去认识文革，将发起一场政治运动看作如欧洲中世纪的“猎巫”（witch－hunting）以剿灭政治对手，则不免陷入简单化的逻辑。事实上，毛泽东当时看重权力，正在由于他清楚权力在“和平演变”中的重要性。
1966年，得到刘少奇支持的彭真等人组成的中央五人小组通过“反对将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立场问题”的《二月提纲》，忤逆了毛泽东的设想，更加重毛泽东的疑虑。此时，毛泽东对中国形势作出了极为严峻的判断，认为处于党政一线岗位的中央到地方的领导人正是在和平舒适的环境中，在等级日益突出的官僚主义做派中产生了对基层民众的压迫，甚至已经“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中共党内对国家规范和经济发展的重视转移了革命的方向，阶级调和取代了阶级斗争；这样的中高级干部大量存在，在思想和组织上已经存在如同赫鲁晓夫那样的资产阶级当权派组成的黑线。毛泽东认为所有这一切皆因他被迫放手后，刘少奇、邓小平走了一条不同的路线，而且已经与他的“赶考”思路背道而驰。此番资本主义代理人的政治复辟，刘邓一旦接班，那么不仅自己可能会被像同斯大林那样遭政治清算，甚至自己亲手打下的江山也有可能就此断送。
于是，毛泽东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解决这个问题，担负起1949年“进京赶考”，守卫红色江山的历史使命和革命理想。他针对“和平演变”中的“和平”开刀，认为外部敌对势力将希望寄托在和平环境对革命者的腐蚀上，所以就要针锋相对。精研历朝历代治乱兴衰的毛泽东深知“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道理，认为历代王朝由盛到衰都体现了由革命到享受的必然，所以要不断地“动”，不断地“清扫”。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革命不能停，不能“船到码头车到站”，不能“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否则，国家机器就会“腐”会“蠹”，脱离底层民众，最终被和平演变。所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核心理论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此外，文革的理想主义色彩也与毛的个人性格相关。毛泽东很推崇孙悟空的“造反精神”，认为条条框框束缚了人的“造反精神”。例如他曾喝问，“要把十八层地狱统统打破，孙悟空闹天宫，你是站在孙悟空一边，还是站在天兵天将、玉皇大帝一边？要支持小将，保护孙悟空。”早年毛泽东在湖南闹革命，发动最底层的农民造反、抄家，被党内及社会批为“痞子运动”，他专门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痞子运动”叫好、平反。毛泽东喜欢运动战，挥洒自如；喜欢搞运动，不喜欢按部就班，这一切在他发动的文革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1966年8月，毛泽东用铅笔在《北京日报》的空白处写下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点名批评“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何其毒也！”，吹响红卫兵夺权的动员令，矛头直指刘少奇和邓小平。毛泽东带头“造反”了。国家最高领导人公开挺造反派攻击国家机器和领导人，前无古人恐也后无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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