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许子东对雷阳事件发表看法是提出这么一个观点，我自己在他的基础上发挥一下:文革时代或者更宽泛的毛时代有一种特殊的“时代精神”（zeitgeist）,就是人们常说的“浪漫主义革命精神”。这种精神产生的背景是新中国的建立，结束1840年以来中国被列强欺凌的历史，开启了独立自主的新时代。这无疑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次宏大叙事。它的内涵是中国人信心的重建，对黑暗过去的厌恶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以及与这种情感对应的在实际生产生活中的跃跃欲试(如大跃进，超英赶美，五年计划)。而它在人心理上具体表现就是对社会观念，包括国家层面的是非、个人日常行为的准则，的粗线条化、教条化。
这里就说到许子东的观点：那个时代，人们的认识中，好人打好人是误会；好人打坏人是活该；坏人打好人是造反。
这种思维方式反映到国内舆论对雷阳事件关注的角度上：大家首先关注他有没有嫖娼，而不是他是怎么死的。潜台词就是如果嫖娼是事实，那么这是个坏人，那么被打死/欺负也活该；大家就可以洗洗睡了，后面的具体执法过程之类的就可以不关注。万一没有嫖娼，关注点才会转移到执法过程的合法性。
中国从60年前一个赤贫的国家，发展到今天的地步，这种发展速度在人类历史上也是数一数二的。那么对应的人们的思想观念粗线条，教条化是可以理解的。不然大家都去百家争鸣、打笔/嘴仗，哪里能够集中精力搞建设。
但是随着社会进入小康，人的物质生活满足了，思想观念慢慢应该也会变得复杂多元一些。但是我猜想，文化转变的节奏应该会比经济发展慢些，估计尺度至少在两代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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