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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系列专访之吴思:错误始于1949

2016年5月16日是文革爆发50周年的日子,就在人们以为中共官方会用沉默来应对这个特殊节点的时候,北京时间5月17日零点,《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为“任平”的评论文章《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前进》。几乎在同一时间,《环球时报》也发表评论文章《“文革”已被彻底否定》,对大陆头号党媒予以声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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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炎黄春秋》前主编吴思看来,在现有的话语体系内解读文革具有局限性(图源:Reuters/VCG)

中共党媒稍显迟到的发声表明了中共高层对于文革的鲜明态度,即舆论场中的“左右之争”皆不可取,对文革的认识还是要以《历史问题决议》为准。不过在《炎黄春秋》前主编、天则经济研究院理事吴思看来,仅仅对文革进行否定并没有做到彻底反思文革。他在接受专访时表示,从1949年的“极权社会”开始,中国就走上了一条“大弯路”,到了文革时期的“超极权社会”则错到了最高点;《历史问题决议》只说“超极权”的文革错了,而认为“极权”的建国前十七年是对的,这不符合历史事实。他认为在目前很多中国人尚不能摆脱中共那套固有话语体系的情况下,社会无法对文革及建国以来的历史达成共识,要想重新出台一份更具历史眼光的历史问题决议,时机还不成熟。

“威权”、“极权”与“超极权”

在大陆舆论中,时常有人对中共关于文革问题讳莫如深的态度表示批评,认为这样的环境阻碍了中国人对文革的反思。但吴思认为,最大障碍其实来自于人们头脑中那套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生成的话语体系。用这套话语体系来认识文革,“局限性非常大”,即使中共中央放开对文革的讨论,中国社会也很难达成新的共识。

为了摆脱“极左”思维的纠缠、换个视角看问题,吴思引用了西方政治学中“威权”、“极权”、“超极权”等概念。在全球现代化进程中处于后发的国家,通常有两条现代化道路,一条是“威权社会”,即利用政府的力量推动市场经济、建立法治、模仿民主。法国、德国、日本、中华民国、韩国都是这么走的。威权道路走起来并不平坦,“充满了血腥、肮脏、剥削、压迫、战争等东西”。

现代化的第二条道路就是“极权社会”。“极权”道路“雄心勃勃、两步并做一步走”,不仅要实现现代化,还要一步跨过那些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经济危机、两极分化、生产过剩等,“一步蹦到天堂”,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

吴思将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新中国的前十七年都划为“极权社会”。他认为,毛泽东从苏联和中国的实际经验看到了“极权社会”的诸多问题,比如干部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形成特权阶层,两极分化,“早晚要变成人民的敌人,被人民推翻”。而刘少奇、邓小平等在六十年代初期表现出来对人民公社的批评、想搞“三自一包”态度,则被毛泽东认为是修正主义,“跟建国之前推翻的那个蒋介石的威权制度差不多”。

正是在这种对“极权社会”与“威权社会”双重不满的动机下,毛泽东发动文革,想要建立一个“超极权社会”。“超极权”和“极权”的不同之处在于,极权主义的社会结构是三层,第一层是毛泽东、斯大林,第二层是党员干部,第三层是群众。领袖带着干部,干部带领着群众一起走向共产主义;毛泽东的“超极权”,将三层结构变成等腰三角形结构,毛泽东还在最上边,通过个人崇拜变成了“神一般的存在”,然后把群众“从最底层往上提一提”,把干部的位置“往下压一压”,用“大民主”的形式,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自下而上的让群众来监督干部。

中国需要新的“历史问题决议”

但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超极权社会”彻底失败了。在吴思看来,“威权道路”看上去磕磕绊绊,实际上“走的顺利、走的快”;而“极权道路”是一条“大弯路”,比“极权”更左的“超极权”,其失败是必然的。“东德和西德比起来,东德错了;朝鲜和韩国比起来,朝鲜错了;大陆和台湾比起来,大陆错了。这就是‘极权’错了,‘威权’对了。”普京在回顾俄罗斯上世纪的道路时也曾说,苏联悖离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主线。新中国前十七年的极权道路跟威权道路比起来是错的,文革则是在“极权”上再来个“超极权”,“错到了最高点”。

吴思着重强调的是,错误并非从文革才开始,而是从1949年的“极权”就错了。《历史问题决议》光说“超极权”的文革错了,同时认为“极权”的前十七年是对的,“这根本不符合历史事实”。只有摆脱了“极权道路天然正确的共产党语言”,把“威权社会”拉进来做参照系,用更超然的眼光去观察,才能发现《历史问题决议》关于“极权”时期的评价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因为相对于“威权”来说,“极权”并没有对。

在这个意义上,吴思认为中国社会需要一份“更具历史眼光”的新的历史问题决议。但最大的问题在于,很多中国人“在洗脑状态下,脑袋都洗残了”,很少有人能跳出既有的话语体系讨论问题。即使现在中共中央放开对文革的讨论,把文革那些档案都原原本本的呈现出来,由于大部分人对“威权社会”等另一套话语体系并不熟悉,“可能需要讨论一二十年,大家才会认识到那个超极权其实是错上加错”。因此,想要形成一个新共识来超越《历史问题决议》,目前时机还不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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