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文革正式开始于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出台，是毛泽东三面红旗的挫败后、在反苏修等口号下，以革命名义攻击当政的温和派并试图重回党权力核心的尝试，并在日后一两年达到高潮。虽然此后的未预期的社会重大破坏、运动失控与领导层的歧见，导致在1969年时毛泽东草草宣布文革结束，但史学界一般认为仅是降温措施，其极左路线并未有检讨改变。
有一天，我听大人宣读《中共中央通知》：“混进党内、政府内、军队内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边，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赫鲁晓夫是谁？“中国的赫鲁晓夫”又是谁？甚至张春桥、戚本禹这样的大红政客都不晓得毛泽东心目中的“赫鲁晓夫”是党内何人，更何况我这毛毛小孩。
我们是“老三届”大红卫兵的弟弟妹妹，有些文学家把我们称为“红卫兵次生代”，更有一些社会上的牛皮子把我们定性为第“六代半”，使我们成为“无代可循”的人。我们这些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降临到这个世界的人，生来就挨饿，上学就停课，毕业就下乡，回城就待业，在那些文学家的眼里，竟然是“无代之人”。把我们划归为“六代半”者认为，红卫兵、知青列为第六代，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是第七代，而我们这批人只能当三明治夹在中间，就连享受“四舍五入”的优惠也没有。
历史也的确忽略过我们这“半代人”。文化大革命，当我们的哥哥姐姐在社会上冲杀时，我们还是一群不大懂事的小孩。街上若有游行队伍，那里看热闹的肯定是我们。在“派”性上，我们也总站在自己的哥哥姐姐那边，觉得他们肯定是“左”派。他们个个伶牙俐齿，能辩善驳，常常把大人搞得哑口无言，这确实令我敬佩不已。
我至今仍然清楚，文革是一个用票证的年代。那时候，除了水和空气以外，什么都凭票凭证。记忆中，我们的爷爷或奶奶出门购物时，携带一堆票，油票、肉票、鱼票、布票，竟然有盐票和酱油票。尽管有票，但购物还得排队，有时购物者的队伍比起古时中国的龙还要长。
上课时，不知怎的，看到老师的粉笔字一天比一天粗，经医院一检查，才知道我们缺少“维他命ABCD”。那年代，我们不但没有肉吃，也没有菜吃。真正的“穷过度”。
我们的哥哥姐姐们是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到广阔的天地去。而轮到我们的时候，尽管再三批判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但“变相劳动”的风凉话常响耳边，挥之不去。
令我记忆深刻的毛主席语录，当属《“五•七”指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上学很轻松，因为没有正规的课堂教育，而且学制也从“六三三”改成“五二二”，只要读九年书，就可以高中毕业。
学工最好玩。到工具厂去学习，尽管要接受工人 “老大哥”的训话，但可以趁机，逢师傅不在时偷一些铁片回家做玩具。学农最惨。在田地里插秧，这腰一弯下去，从太阳当顶到太阳西斜晒屁股没直起来过。种菜、割稻、撒农药，样样都干过。学军最没劲，整天听连长讲革命故事，还得挺直腰板站在太阳底下操练。“一二三四”，走路都得听人指挥。
谁说书店里没卖书？书店里卖的尽是“红宝书”。那是一个文化贫瘠的年代。样板戏的唱腔和《红太阳》的主曲，是我们唯一听到的旋律。我们在《地道战》中爬滚，在阿尔巴尼亚的电影中长大，那时没有《红与黑》，也没有“安娜卡列尼娜”，我们向往北京，同时也向往地拉那。我们的人生简直是一部黑白故事片。我们生长在一个无知和盲从的年代，也难怪这“六代半”中不能出什么伟大的政治家，尽管有七十年代的黄帅、八十年代崔建、九十年代的葛优，但他们的确只能潇洒一回，毕竟与“书本”和“知识”有一段很长的距离。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