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0月，八九民运遭到血腥镇压后四个月，身兼基本法谘询委员会委员的罗康端，以香港不应成为中国政府“颠覆基地”为由公开呼吁支联会解散，遭到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和副主席李柱铭的严词驳斥和拒绝。27年后，“解散支联会”的呼吁再次公开响起，但呼吁者却变成大学生。树仁大学学生会编辑委员会执行编辑王俊乔在社交网站发文，指支联会历来有庞大捐款收入，但长年以来都只是用来举办形式化的纪念六四活动，因此要求解散支联会并把资源全数捐献予热血公民、本土民主前线、青年新政等本土组织。
2015年的维园六四烛光晚会，支联会声称有13.5万人参加。（图源：Reuters/VCG）
而在呼吁“解散支联会”之前，编委会总编辑吴桂龙在网上撰文，批评支联会是“被施暴遭厄后的妓院鸨母龟公”，“职志就是要诱拐少女受污，上贡暴徒土匪（指中共）”。另外，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孙晓岚则指香港的悼念六四活动是否应有个终结，“相信未来一两年，悼念六四已未必会再放入学界的议程中，而是集中讨论香港前途问题”。
对中国认知的鸿沟
占领运动失败后，本土主义和挑战领袖权威的“拆大台”思潮在青年学界愈见高涨，多所大专院校的学生会在去年改选后纷纷由本土派上台。仅余下中大、科大、树仁和岭南四所成员大学的专上学联，今年4月也一致通过退出支联会。本土派学生固然不满意支联会的悼念形式僵化，27年来争取“建设民主中国一事无成”，但这些应都只属表面理由。两者更根本的矛盾，在于他们对中国的认知存在巨大鸿沟：支联会中人认为要把国家与中国政府或中共政权分开，“爱国不等如爱党”；本土派学生则认为在一党专制的党国体制下，“中国”与中共已经难以切割，“民主中国”既不可能实现，香港人就应实现“港中区隔”，才能守住香港的“一制”。
不过，认为“民主中国与我何干”者，应该不是香港当下青年的主流想法。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从1993年起连续23年在六四周年前夕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今年仍有61.8%受访者认为有责任推动中国民主发展，其中在18至29岁的群组认同港人有责任推动中国民主者有68.2%，比例为各年龄组别之冠。
同样摆在眼前的事实是，“有责任推动中国民主”者虽然仍属香港主流，但其比例已成下跌的趋势。2009年的六四20周年前夕，认同港人有责任推动中国民主者比例为77.6%，创下回归后的历史新高，但此后却搭级而下。今年仍然认同港人有责任推动中国民主者，较去年下跌了3.9个百分点，与回归后的历史新高也有15.8个百分点的距离。若与1993年的首次调查比较，更下跌了22.8%个百分点。
坚持下去才有希望
港人的“六四情意结”纵使正在消退，但无可否认却仍然存在。否则，由本土派把持的多个学生会，今年不会仍然举办以“座谈会”、“论坛”等名义举办六四的纪念活动。树仁大学外务副会长廖俊升接受《多维》月刊访问时，强调他们是藉活动进行“反思”而不是纯粹“悼念”，不经意地说了一句：“六四在香港还有很大政治能量，很多上一辈的人对它仍然耿耿于怀，透过集会可令他们在地反思香港的事。”如果批评支联会“消费”六四，同时维园六四晚会是为与支联会关系密切的主流泛民主派政党捞取“政治资本”，那麽要“拆大台”的本土派团体又何尝不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眼见六四27年后，中国民主和人权状况并无太大改善，港人对中国当权者的失望、埋怨以至反感，自然就造对国家的疏离，而这也是香港“民心未回归”的深层次原因。是否认同自己是中国人，是否到维园悼念六四死难者，各人自有自由意志和不同选择，不应以“民族大义”去苛责。捷克、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前共产政权国家在1989年后转型成民主政体，也经历了30多个寒暑，期间也发生了多次抗争，同样遭受过政府的流血镇压。中国和东欧的国情不同，要走上民主路似乎要较后者困难得多，但这不应该成为放弃的借口。香港作为全球唯一有大型纪念六四活动的地方，每颗烛光燃亮的也是民主中国的希望。中国和香港的漫漫民主路，实在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坚持，继续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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