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始终困扰着古往今来的政治家们，即“什么样的人能够获得人民的忠诚？”
“是给予他们帮助的人吗？”显然不是，人只会对给予他帮助的人报以感激之情，却不一定会因此追随忠诚他。“是爱护他们的人吗？”显然也不是，因为爱只能换回爱，却不能换来忠诚。
避免社会秩序崩溃，是一切有原则政治家的追求（图源：VCG）
斯大林曾用工农产品剪刀差无情地剥夺农民用以活命的粮食，造就了成千上万农村人口的死亡，却依然获得狂热的拥护。而在中国的现在，广大的农民依然沉浸在农村生活绝不幸福的毛泽东时代的追忆之中。
法国大革命期间，革命领导人丹东是巴黎哥德利埃街区贫民的庇护者，在那里，这位野心勃勃的暴乱头目是威名赫赫的大善人，然而，当罗伯斯庇尔命令圣鞠斯特抓捕丹东时，面对企图纠集民众反抗的丹东，圣鞠斯特只用了一句话就轻易摧毁了丹东的抵抗，“巴黎市政府今天要发粮食，过期不候。”随即，民众为了在今天拿到粮食，纷纷抛弃了他们的恩公，最终，丹东被送上了断头台。
斯大林像对待农奴一样鞭策虐待他的农民，却获得了他农民们不惜生命般像对待父亲一样的忠诚；丹东像父亲对待孩子一般爱护和关心他的民众，却被他的民众仅仅为了几袋粮食像猪狗一样无情抛弃。一个冷酷的事实即被提出，大众是善忘的，是多变的，是忘恩负义的，仅仅靠恩和爱并不可能打动他们。如果，帮助和爱护民众的人并不能获得他们的忠诚，那么，什么样的人会获得反复无常的民众的忠诚？
依我看来，凡是民众特别是底层大众所追随的，必定是他们认为能够给他们带来希望的人，无论这个鼓吹希望的人是无耻恶劣的流氓或者还是毫无诚信可言的神棍。
“失业者宁愿追随贩卖希望的人，也不愿追随施与救济的人。”
——美国群体心理学家霍弗
“在我看来，政治家只需要做好两件事情：第一，能提出一个能够制造希望的预言；第二，当预言破灭后，还能找出一个不错的借口。”
——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
希望是政治家们最好的法宝，这是因为希望可以让人不顾一切地行动，也可以培养人的耐心。差别就在于它是一个短程的希望还是远程的希望。
一个兴起的群众运动会鼓吹短程的希望，其目的是诱发追随者行动的激情，最能煽动人们行动的激情的，就是宣传一个近在咫尺的希望。基督教兴起的时候宣传世界末日即将来临，天国近在眼前；默罕默德把劫掠来的战利品展现在穆斯林信徒面前；革命前的雅各宾党人鼓吹立刻兑现自由与平等；掌权前的列宁许诺大众马上得到面包土地和自由；上台前的希特勒发誓立刻撕碎《凡尔赛合约》并给予人民工作；解放前中共许诺大众立刻得到自由和土地。
然而，当一个群众运动一旦得势，他就必须立即转而强调一些远程的希望-----一些遥不可及的梦想与愿景-----一般聪明的领袖会把它弄到让人必须到天堂或遥远的未来才能断定其真伪。所以，我们同样也看到：基督教宣传的天堂是恭顺一辈子的死人才能享受；穆罕默德宣传的七十二处女对于活人来说也是遥不可及的东西；雅各宾党人则在得势后宣扬他的人民30年后会有一个美好的前景；革命成功后的列宁布尔什维克提出了共产主义是美好的未来，但是现在还处于漫长的过渡阶段；上台后希特勒则给他的民众们构想了一个宏大长远的千年帝国的计划；解放后的中共领袖们则不止一次的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在后来提出了超过150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步走战略。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对于一个已经成功的群众而言，它的首要关心的是维持现状，因此它会鼓励顺从与耐性，如同耶稣教他的追随者们一样，告诉他的民众一个道理：“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须忍耐等候。”（《圣经.罗马书》第八章）
(王天逸 评论)
所以，使得斯大林和毛泽东能够在不给他的民众以任何生活改善，却依然能够在极端恶劣生存条件下，依然维持其忠诚的关键，在于这两天非凡的领袖给他的民众们注入了一个如同肥皂泡美丽的希望，虽然其很远，可能需要一百年去实现。
“所有的成功的群体运动都必须拥有自己的远程希望，以麻醉民众的急躁，并使他们各安天命。”
——希特勒《第二本书》
所以，一个政权，要想予以维持，就必须能够给大众制造某种希望，即使在现实中无法寻找这样的希望，它也必须在现实生活冷酷的铜墙铁壁中制造出一些虚假的缝隙，以给大众渗透出一些希望。在中世纪，贫苦的欧洲之所以能够保持稳定很大一部分原因应该归结于天主教灌输给民众的遥远希望“只要能够忍耐，恭顺，便一定在死后可以到达天堂，享受上帝慈父般的仁爱。”（教皇格里高利七世语）
然而，对于一个野心勃勃的群众运动发动者来说，要想让人民参加暴乱，就必须利用各种办法掐灭大众对现实的希望，告诉他们‘现在’已经毫无留恋的价值，生活是无意义的，的奋斗是毫无价值的，对于政府所给出的‘现在’的种种期盼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他必须将现实的一些不太满意的地方描述得令人难以忍受，将政府的一些失误扩大使之成为天理不容的暴政和不可饶恕的愚蠢，并将失意者内心的积怨大声说出来并巧妙地加以合理化，使之看起来名正言顺，再正当不过，同时他要描述出一个令人屏息的未来，以此证明，牺牲抛弃毁灭掉毫无价值转瞬即逝的现在是值得的，更是必须的。
“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借第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今亡亦死，举大事亦死，死国可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各位，我们在这里遇上了大雨，已不能按期抵达渔阳了，而误了期限大家都要被斩杀，即便侥幸不被砍头，戎守边塞的苦役十有六、七也要送命。再说大丈夫不死便罢，要死就要取得大名声啊！王侯将相难道有天生的贵种吗？）
——陈胜谋反时对苦役们的陈词，事实上，这些话里，陈胜不仅掐灭了苦役们对‘现在’的希望，同时还给予了他们莫大的希望“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在群体运动的激发阶段，掐灭希望和制造希望极为重要。同样，在群体运动激情必须予以的维持阶段，希望的利用也同样重要。
希望是维持群体大众激情和奋斗精神的发动机，拥有希望的人群能够保持团结和旺盛的生命力，而失去希望的人群则会陷入分裂和无尽的内斗中。使红军在人迹罕至的草地和雪山依然保持团结并不曾涣散的关键，并不是毛泽东曾给予过他的士兵什么好处，而是这个了不起的群众运动领袖能够给这些败兵注入希望；同样，当国民党军队失去淮海战役的主动权，丧失了赢得内战的希望后，国民党内立刻陷入了分裂，蒋桂内斗因此而起。
历史事实往往是这样的，群体运动，在一场巨大的胜利后便能保持团结并继续奋斗，而当一场失败后，则往往纠缠于内斗：1927年，当中共遭到国民党的清洗，革命惨遭打击后，首先进行的不是反击国民党，而是召开批斗党内领袖陈独秀的政治活动和左右派的分离；1935年，当红军遭遇失败并陷入最大低谷的时候，则是党内权力争夺的高峰亦是到来，并陷入了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的分裂；1940年，日军进攻中共极为紧迫，党的力量大为衰减，亦是整风运动的开始；同样，当毛泽东的农村政策遭遇巨大挫折后，便是庐山会议和七千人大会等党内一连串分裂斗争的开端，接着便是文化大革命——权力争夺斗争的顶峰。而俄国革命在低谷时，革命者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希特勒的慕尼黑政变失败后，纳粹党随即分崩离析，而在1932年第一次选举希特勒遭到重挫后，他的重要追随者斯特拉塞尔立刻宣布脱离纳粹党并加入斯莱特彻的政府，1944年反对希特勒的720政变则是发生在盟军诺曼底登陆之后。
所以，一个群体运动的领袖所必须具有的能力就是，任何时候，都要能为他的追随者注入希望，哪怕是肥皂泡一样不可靠的希望，必须要有希望，一个美轮美奂的希望，它是群体运动的动力源泉，有了这股希望，群众运动便拥有了无穷的力量，并转变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并按照这个希望制造者的意志，无情地吞没一切他所鼓吹的阻碍希望的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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