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把“给政治犯给予庇护是一个正直公民应负的责任”的微信发出去之后，有朋友通过微信、电话或当面向我指出文章中存在的不同看法，为此我谈谈自己的看法：
1，文章起名不好，过于敏感。
有朋友说：
你这文章起名不好，过于敏感；不是把那些愿意帮助访民说话、敢于说真话的人说成是“政治犯”了吗？这不是把他们顶到“杠头”上吗？政府没把他们定性为政治犯，而你却把“政治犯”这顶帽子套在他们头上，这算什么意思？难道你还怕政府缺乏打压他们的理由吗？难道你认为政府加给他们的罪名还不够重吗？你这不是在给“刘士辉们”难堪吗？
老丁认为：
“刘士辉们”愿意帮助访民、敢于说真话，这就说明他们敢于、他们自愿站在“杠头”上，一个对社会有所担当的人何惧被顶在“杠头”上？在当今的国情下：怕被顶上“杠头”的人能真心实意的帮助访民吗？在当今的国情下：怕被顶上“杠头”的人还能敢说真话吗？
我认为：“政治犯”不是一个罪名而是一种荣耀！近几年我与朋友的交往中，看到那些曾被戴上“反革命”帽子的人受到了旁人的特别崇敬；与朋友的谈论中，有不少人为自己父母曾是“反革命”而感到自豪。
在当今，政府为什么不把“刘士辉们”定性为“政治犯”？这不是出于政府的不想，而是出于政府的不能与不敢，“不能”是因为政治犯罪名已从刑法上删除，现今的刑法上不存在政治犯罪名；“不敢”是出于国际政治大气候的逼迫，当局不敢再以政治犯罪名对妨碍他们专制制度的良心犯定罪，但不定政治犯罪名并不妨碍他们对“刘士辉们”的政治迫害；为此，即使我们把“刘士辉们”看作为政治犯，当局对他们迫害也是出于政治的需要，但当局一定会拒绝承认对“刘土辉们”的找茬、驱赶、关押、构陷等迫害是出于政治因素。
在毛泽东时代，共产党鼓动、逼迫老百姓百姓人人参与红色政治，目的是使百姓成为愚忠于党、领袖的红色奴隶；在当今这个年代，共产党惧怕百姓参与政治，将政治与百姓隔离，这是妄图阻拦百姓向公民蜕变，妄图使百姓永远成为依顺他们的良民；由此我们还有什么理由避开政治？还有什么理由不把当局对“刘士辉们”的迫害看作是政治迫害？还有什么理由不把“刘士辉们”顶在“杠头”上让他们继续说真话？！我们应该知道：只有不避谈政治的百姓才可能蜕变为公民，公民个个都是“政治犯”！“刘士辉们”是由百姓蜕变为公民的先行者，由此，还有什么理由不把他们看作是“政治犯”呢？
2，要守住不踩踏红线这条底线
有朋友说：
我不赞成你同信访办蔡主任还有那个冯警官谈话时不避敏感的做法，我劝你为了自己及别人的安全还是避开敏感不踩踏红线。
老丁要说：
对于这个话题我以前曾有自己的看法，现抄录如下（从北上日记一，老丁想说上摘录）：
民主制度替代专制制度是一个民进党退的过程，只有民进才可能会有党退，只有当民众能步步突破执政党私设的敏感线，执政党才可能将敏感线步步后撤，直至敏感线最后消失不存在；民众想要得到公民的权利，就应该敢于讨要自已应有的权利，‘党’是不可能自觉、自愿的把权利交到你手上；有人埋怨共产党禁锢百姓的嘴巴，使得自己有话不敢说；我要问的是：“你自己想说吗？”要想让共产党自觉自愿的取除这禁锢是不可能的，只有在百姓不惧怕这禁锢的情况下才可能逐渐挣脱这个禁锢；有人埋怨共产党不给百姓游行集会的权利，我要问的是：“你自己想得到这项权利吗？”共产党是不可能主动给你这项权利的，要想得到这项权利首先是自己敢于上街；民众只有在敢要、敢使用权利的情况下才可能得到权利，等是等不到的；权利天赋，但等你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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