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笔者的一位媒体人朋友，在《南都周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文艺青年沦为笑柄，是我们的想象太狭窄》的文章。他以我们大学时代的一位共同好友为典型，展现中国四线城市文艺青年心理建构的特殊性。
俄罗斯的伏特加文化影响了很多东北文青（图源：VCG）
我们的那位共同朋友叫柳侠（网名），和笔者同为东北人。这个名字显然由俄罗斯、日本、中国三股文化汇流而成（发音上是俄罗斯女性常用名，而侠字融合了日本武士道与中国武侠），也符合中国东北部的地域属性。在他身上没有所谓主流文青的矫造，更多的是粗粝的“草莽之气”。
相比“四线城市”的说法，笔者更喜欢用脱线来表述这种地方特质。并非出于自嘲，而是表明完全的驱离与倚立。
在很多人眼中，中国东北是文艺的不毛之地，对东北人的印象也多停留在张作霖、赵本山、豪饮、脾气暴躁、素质低下的平流层。这些是既有现实，但其实除了二人转和寒冷，其他的都算不上地方特色。东北人，特别是东北年轻人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并不为人周知。
我们的大学位于东北吉林省的长春市，它是伪满政权所在地、长影制片厂所在地、一汽所在地、老工业基地，唯独不是文化园地。一年只有两个季节，冬天和夏天。用文章中的话说，“与流连于花花绿绿的讲座、影展的一线城市文艺青年相比，我们像是孤悬海外的一类人”。
这的确道出了微苦的现实，但这种现实只是衰变而非固态。
文章中提及的一个“故事点”勾起了笔者的记忆。那是在一次小范围聚会上，柳侠问90年代入东北师范大学读书的老师风月旧事，他说是在学校组织的舞会上，跳舞时认识了现在的妻子。
柳侠听后不由叹息，转而来了一句：“我在东北师大的时候，怎么女生只愿意窝在寝室看电视剧呢？要是有一个出门的，最后的结果就是‘亲爱的，帮我带个炒饭呗’，这样对我们男生公平吗？”
调侃之辞背后，揭示出的生命状态是骨感的。寝室代替舞会、沙龙、讲座、影展是诸多大学存在的普遍现象，区域性差别并不是主要原因。而资源的匮乏和冬季的漫长，似乎给了东北高校学子更多逃避的借口，逃避进取、逃避自我、逃避现实，而文艺对于他们更没有什么存在的价值。
但还是有很多像柳侠一样的人，如野壮山羊般自顾啃食着这片土地上为数不多的须茎。文艺在这里不需要咖啡甜点，不需要小桥流水，不需要装模作样，更不需要引经据典。
在笔者看来，文艺从来都不是名词，也不是形容词，它是活生生的动词。世人对文艺群体的偏见和轻慢大多是犯了词义混淆的错误。文艺不需要被限定在某一类活动中，也不需要圈定在某一个群体里，它本是一渠活水，濯缨濯足请君自便。
精致与粗粝、主流与边缘、中产与温饱都不应作为文艺的“等级”标准，文艺也并不存在等级。
回想数年前，我与柳侠在寒冬里踏上了前往满洲里的火车。枯燥孤绝的考研岁月里，读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基、看米哈尔科夫的电影、喝格瓦斯和伏特加、烤羊腰子是我们最幸福的事。去满洲里是为我们的这段岁月做一次拜别。
瘪荡荡的钱包所释放出的快慰更多。在海拉尔零下四十多度的天气里，我们哆嗦着身体、搓着双手为远方的家人和朋友寄去新鲜出炉的列吧和马奶酒，然后把剩下的一点点钱烤了一对羊腰子，又要了两罐海拉尔啤酒。
文艺不需要被粉饰得高高在上、睥睨苍生，也不需要向往和奋驰。如果你能在一线城市轻而易举地辨识出伪文青的嘴脸，那么在脱线城市的一些文青身上，你可以暂且将偏见冷藏，去吃一顿地道的东北烧烤，听听他们的谈吐，听他们对世界对自身的思考，然后看偏见如肥油般在炭火上刺啦一声陨灭无迹。
为什么很多作家都不愿走出自己的故乡（那些故乡多是脱线城市），因为在脱线城市生活的人血肉更加丰满，肢体语言更加丰富，传达出的人性脉搏更为明显，就像乔伊斯偏爱都柏林，沈从文难以忘情湘西一样。
正如文章中所言：“‘低级’文艺青年们的‘革命之路’不在北上广、不在丽江西藏，就在文化和地理意义上的十八线城市本身”。
柳侠，这位从新闻系跨考古代文学研究生的东北文青，在考博失败后仍不气馁，坚持奋战。他求学的目的并不为跻身一线城市，而仅仅是为求学而求学，为内心的充盈与通达，这一点从他选考的专业上就一目了然。
祝福这位好友能达成夙愿。文章中选取了柳侠的一首小诗《沧海两声“啊”》作结，这里也贴来呼应。
啊
突然灵魂开始歌唱
好像周六的花市
刚下过一场晴天雨
准备和每个修车大爷成为
圈内好友
啊
二十七岁的王小娟
一年平均来十二次月经的
王小娟
王小娟来到公园
和羊驼合影
只ps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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