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战、宋楚瑜访问大陆以来，除两岸关系更加引起关注外，另一个引起舆论广泛讨论的话题则是这两个台岛重要政治人物的国学功底。两人都是国民党的官宦子弟，受过良好的教育，有此种国学功底似乎不足为怪，但我们知道不仅连、宋二人接受的已是严格的现代教育，且都有留洋的经历，可谓非常“西化”了，他们的父亲连震东和宋达亦是现代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
也就是说连、宋和大陆的同龄人相比，他们接受传统国学教育的条件并非格外优越。宋楚瑜让诸多人赞叹的那篇《祭黄帝文》，中有“订律设制，立五千年不拔之根基。造车指南，辨兆万民不易之方向。”有点骈体文的味道，但这样的文章，搁在晚清，随便一个年轻秀才，恐怕都能写出来。连、宋之所以人让人觉得有国学功底，并非他们真的在这方面有所专长，而是大陆这边，很长的时间内人为地割裂了传统，国学成了守旧、落后的代名词。
“五四”开始后，知识界喊出了 “打倒孔家店”。那些以维护纲纪伦常为主旨的文化确有其糟粕，在摒弃之列，但最初这种呐喊如任何一场风暴一样，开始时总有其非理性的成分，且当时向旧文化宣战的，无论陈独秀还是鲁迅，都有非常厚实的国学功底。但风暴过后，社会情绪会渐渐地趋于平缓，对旧学的态度会日臻理性，不会一棍子打倒。这也是科举废除，现代的国民教育体系建立后，上世纪前半叶的大陆和后来的台湾，受教育者尚有一定水准国学素养的缘故。
发端于“五四”的这种狂飚，在上世纪下半叶的大陆，不但没有平缓，而且以革命的名义被推波助澜。阶级性无处不在，连那些老祖宗留下的灿烂文化也被当成封建残渣，遭受池鱼之殃。而对人才的培养也如车间流水线，按照不同的需求生产，人文和自然科学被严重割裂开来。清华大学赠送宋楚瑜的那幅用小篆写就的诗，先是因为校长当场念读引起许多议论，后又因同一大学的另一位教授在电视直播时说成“小隶”，更是引起舆论哗然。尽管我们知道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但再专攻，一个名校的学者，应当有起码的人文知识。
这两件发生在清华的小事，如果再和清华的历史联系起来，很有细琢磨的价值。利用美国庚子赔款建起来的清华大学，尽管最初是留美预备学校，但清华并没有因为她的“洋背景”而轻视国学，至今为清华人津津乐道的研究院四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其中任何一位的国学功底今日中国无人望其项背。五十年代院系调整后，清华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工科院校，近年来清华的院系设置已朝着综合性大学方向努力，但毁树容易栽树难，要恢复到清华在院系调整前那种办学格局，恐怕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宋楚瑜的《祭黄帝文》让我想起自己少年时代所受的学校之外的人文教育。因为我生长在湘中偏僻的山村，几十年的革命狂飚并未将那些被视为封建、落后的习俗与礼仪完全毁灭，没多少文化的农民顽固地保留祖先留下来的生活方式。刚刚改革开放，许多旧礼仪一夜之间又冒出来了，原来的狂飚无非是“风过也”。读过几年私塾的父亲有一本发黄的老书，上面记载种种农村读书人必须具备的知识。还在我读初一的时候，父亲便让我照着书本，过年时给人写家仙，在大红纸上写着“本宗堂上历代某氏考妣之神主位”，左右两边分别是“昭穆”“簋簠”。——这些字我长大后才明白它们的确切意义。有人办丧事，让我替人写那些不伦不类的祭文，开头大约总是：“维某年某月某日，某某备清酌庶馐祭于某某灵前曰”。帮人写办酒席的请帖，若那人父母都在世，落款“承命某某”，只有父亲在世落款“严命某某”，只有母亲在世则落款“慈命某某”。对这些我当时也似懂非懂。学这些东西对考试没有任何用处，但父亲告诉我，作为村里的读书人，不能给乡亲们写对联、作祭文，别人会认为你的书白读。
后来我对文史的偏爱，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尊重，甚至我思想的成长、职业的选择，和少年时在山村受到的这种当时看来无用的、落后的教育有很大的关系。感谢“落后”的遗泽。
这些年来，知识界呼吁重视国学，年轻人因为有更多的自由空间，不少人在国学方面不但很有兴趣，且具备较好的素养，尤其是互联网的发达，原来苦苦求索的一个人可以通过网络找到同道者，骈体文、古诗词、古散文创作在网上渐成气候，其中不乏高手，有些高手还是理工类专业的。这说明，只要有合适的土壤和温度，那些已经枯黄的草根会在来年春天再次茂盛生长。
我感谢“落后”，而今天通过网络交流国学的则感谢“先进”，似乎和现行的学校教育关系都不是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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