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混进一个军统特工沈之岳，也是当时唯一能够混到延安的，他当年研究过马列主义，进了中共中央机关之后很快被看出不对头。那个年代中共领导人装假很难装，老下馆子，延安的伙食他受不了，所以总下馆子，钱从何处来？
六届六中全会会议旧址——延安桥儿沟天主教堂（图源：VCG）
当时党的组织成功的地方都是利用各种社团，帮会、同学会、同乡会、结义。组织秘密、形式公开、骨干隐蔽、单线联络。形式还是公开斗争，这样才能争取人参加。另外，各民主党派先联系，秘密工作和统战工作有机结合。同时周恩来还是，群众参加的团体，共产党都应该设法参加，要争取进入领导层，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员和留在群众中的党员要切断关系。
斗争掌握政策的策略，政策的核心是区别对待，掌握策略的核心是定好步骤。当年有新民主主义的思想，那还是非常对的，发展新民主主义，能争取社会各阶层。另外，共产党人的人格力量是获得非权力性权威的基础。人格魅力特别重要，执政党要反腐倡廉，当年也是如此。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些人的伟大之处是，他能点燃亿万人心中之火，他用人格魅力能够争取中国亿万人，现在我们也是高山仰止，敬佩不已。战争期间，领导人以身作则，自己和自己的家属带头牺牲，这个事儿来讲影响千千万万中国人的一个根本保障，自己不以身作则不行，领袖与人民一致，能感动亿万群众。
共产党搞好秘密工作，重要的一点是在群众当中要表现出崇高的人格力量。人格力量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坚定的政治信仰和高度献身精神；二是高尚的道德操守和出色职业素质；。三是对群众利益切身关注。搞情报工作风险特别大，自古讲，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但是两方交难，先斩侦探。各国来讲，战争中间战俘是要优待的，但是军事情报人员在战争中间只有两条路，抓到之后要不叛变为对方服务，要不就是处决，战争期间就是这两条路，所以隐蔽人员必须有牺牲精神。
国民党那些情报特务头子，确实恶名昭著，大部分都是恶棍式的人物，好人也不干这个事。戴笠周围的那些人回忆，他那是恶名昭著，当年我们国内最有名的影星胡蝶，到重庆之后被戴笠霸占三年，重庆人人皆知，谁敢管。自己来讲吃喝嫖赌无所不为，总统头子也都那样，他自己是恶棍，他手下的人也个个都是这样，见捞钱的美事就争先，遇到危难任务就逃避。当年国民党军统沈醉回忆，当年向延安解放军派遣任务，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到延安周围转一圈就算完成任务就跑回来了，头目都没有献身精神，下面的小特务谁干呢？本身就造成了自己内部的涣散。当年国民党特务腐化风行，不仅人民痛恨，内部也没有斗志。
在斗争中，党员廉洁自律才能政治坚定，当年追求腐化肯定叛变。因为共产党的生活来讲不能允许腐化，也保证不了你腐化生活。最早叛变的省委书记，山东省委书记王复元，贪污党的经费，结果把他开除了，当时邓恩铭警惕性差，没有切断他一切关系，他被开除之后，马上跑去报告，造成整个山东省委大破坏。1931年，顾顺章、向忠发叛变，也是严重问题，这两个家伙都吃喝嫖赌，特别是顾顺章，把党中央经费一半都拿去了，说搞秘密活动，又吸毒又嫖娼什么都干，共产党的生活组织要求根本不能满足，所以他必然就想着要投敌。当年的情况下，共产党艰苦奋斗这些人根本过不惯，他一旦生活腐化就必然会导致叛变。1933年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叛变，导致西北地区的党组织整个破坏。抗战时洛阳办事处主任袁晓轩叛逃，造成河南省委的大破坏。这些人都是因为腐化的结果。
但是，应该说共产党有，但毕竟是个别的，那时候共产党注意审干，强调作风建设，延安整风是搞过头了一点，但是审干也审的够厉害，国民党很难打进来，共产党很容易打进国民党，国民党特务很难打入共产党。延安时期混进一个沈之岳，他是当时唯一能够混到延安的，这个家伙当年研究过马列主义，在上海参加过学生运动，后来参加军统了。他到延安去，这个人能说会道，进了抗大，觉得理论基础很好，到延安工作，后来他吹牛，已经当了毛泽东的秘书了，那是扯淡。但是进了中央机关之后很快被看出不对头。那个年代党的领导人装假很难装，老下馆子，延安的伙食他受不了，所以总下馆子，钱从何处来？本身就有问题。他说是老乡给的，老乡能成天给你钱？这个人就有问题了。另外这个人有点做作，积极不是真的积极，是做作出来的，这本身就有问题了。但是没有证据，凭这两点不能抓他。当年审查干部最好的办法，把他派到战斗第一线去。真正的特务绝不会舍生忘死，他要完成任务，把他派到新四军去，结果他就跑了，果然回去就报告了，说是混进延安，又当了毛泽东的秘书，那是自己吹牛了。咱们九十年代，对台湾不追究了，他得了重病，在台湾治不好了，想到大陆来治病，后来到北京来了，我看登的回忆录是到北京，住北京医院之后，当年延安那些同事都看他，当年真是没有把你识破啊。其实当年就看出你不对头了。现在台湾有一些说他是两面间谍，还继续为共产党服务，这也是扯淡。
当年台湾工委书记蔡孝干的叛变，造成的恶果非常严重。当年抓他的是谷正文，谷正文08年死的，死之前还发表回忆录，谷正文是共产党叛徒，他讲蔡孝干的叛变的个性要是有几分周恩来的才气，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当年副书记被捕之后，在狱中组织难友每天批斗蔡孝乾，指着鼻子骂他生活腐败，而且他的情况非暴露不可。眼看台湾快解放了，他整天过腐朽生活，经费根本不够花，找台湾的企业家，你给我赞助，解放后我照顾你。那时候企业家还真没揭发他，这么干迟早会暴露。后来因为一个交通员的事把他暴露了，他追求吃喝嫖赌，怎么能坚贞呢？被捕之后马上就被叛变了，他还参加过长征，是长征唯一的台湾干部，当然人参加长征也不是进了保险箱了，随着生活的变化人也会变化的。
因此当年注重思想上建党，是中国共产党的特点和优点之一。对于派多敌区的干部尽量进行培训，另外进行思想整风。当年也要反腐，当年党的领导人反腐败，是保障全党的一个重要的力量。熊向晖当年潜伏在胡宗南周围，熊向晖的子女晚年问熊向晖（熊向晖前两年去世了），说胡宗南对你这么好，你怎么还拿他的情报报共产党？熊向晖讲两点：第一点，他在清华大学入党的时候就有坚定的信念。第二点，胡宗南的人格魅力与周恩来相差太远。他在国民党这儿越呆越觉得国民党不象话，贪官污吏腐化横行，越在这儿呆越感到厌恶，当年真是毛泽东、周恩来的魅力感染了无数地下工作者。周恩来的魅力提出三条：一是高瞻远瞩；二是奋斗精神；三是廉洁作风。
孙子兵法是世界上最早的指导间谍斗争的指导原则，有用间篇，有两句总结：“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这个总结是最正确的，能够有效的应用间谍和敌报人员，关键来讲你代表正义。我们讲决定隐蔽战线，胜利的关键在于正义性争取人心。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