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林立果是中国最早听摇滚乐的人，据他的媳妇张宁回忆，他们刚见面的时候，在车上，林立果给张宁放了披头士的音乐。张宁出过国，其实是见过世面的。于是说，音响不错，是立体声的。
又有人说，林立果当时就讲，如果他当权，会让全国人听这个音乐。这样，某些学者，如朱大可，就说林立果是中国摇滚的先驱，又说，当年崔健就是看到林立果弹吉他，所以蔡对摇滚产生兴趣。
对不能确定的事情，我们可以当做无稽之谈。不过后来证明，崔健至少是在乎这个说法的，他拍的电影《蓝色骨头》，据说就依据这个传闻。题外话是老崔的电影我没看就写个影评说注定是烂片，当时一片骂，事后，也有人表扬我有先见之明。
其实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却是，深深的不平等感。就好像当年我们热衷跑遍全程找录像厅看内参片一样，所谓内参片，都会有一点黄色。我当时不晓得黄色为什么会叫内参，关注度在黄色上，后来想，丫凭什么，他们能随便看，人民如我不能随便看。
文革浩浩荡荡摧枯拉朽，后来，因为这时代的疼痛，产生带着时代烙印的文化当中，当然首推知青文化，学业荒废的小青年浩浩荡荡上山下乡，搞起创作来更像是控诉。知青文化，记录了过去，揭开伤疤，露出化脓的伤口，那时候，还是给大家倾述的空间，我这人想的更为阴暗一些，痛定思痛，也就为那些终于复出的新当局者带来了某些正义性。毕竟当年，大家一样同甘共苦。
当然不能老说，老说，这个体制根基都会产生问题，所以，很快，当权者不喜欢，于是慢慢的，基本上谁也不去染指文革的事情。张艺谋拍个《归来》，将严歌苓的小说掐头去尾，生生浪费了好多情节，却几乎重新讲一个新的无伤大雅的故事。懂得人说看到内敛和含蓄，不懂的人看得时不时欢笑。确实，说来，那个时代，还真像一个玩笑，只是玩笑开也太大了，满眼飙泪。
所以对日后更能产生影响的，其实还算是大院文化。所谓大院文化，其实不过北京大院里少数几个人的生活环境导致的思考以及趣味，却指引着中国的文化事业走了好些年。直到那年冯小刚的《一九四二》被上海人徐峥的《泰囧》给打败。才说明，今天这个时代，已经更无所谓什么意义，责任。一代人思想包袱，就此丢掉，关注焦点，就此转换。
大院文化，值得提的，当然是王朔的文学，姜文的电影，和崔健的音乐。王朔玩世不恭，姜文有青春红色情节。而崔健，他走在对立面上，虽然，他并没有抗议。他最多想，让他在雪地上撒点野。他承认老头最有力量，他让一块红布包住双眼，他感到舒服，忘了自己还没有地住。是的，八九十年代，我们物质何其匮乏，但内心是那样满满的丰富。充满叛逆的理想与理性。即便如此，他不会打倒皇帝，但他指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由此你也不能就判定他也是反动分子。但他却成了一个象征。
再后来，我记得有些年那些谈摇滚的杂志，能全篇的谈如何不屑崔健，要打倒这个旧势力权威。那些年，南方的摇滚蓬勃发展。我记得有个叫王磊的人，俨然是南方摇滚乐的领袖。王磊唱的是那个疯狂建设中南方打工者的心绪，歌词中是社会阴暗中的芸芸众生。他唱着底层人士对于生活的胡思乱想。与崔健比较起来，角度已经变了。南方的音乐关注市井生活的微观。而北方，依旧有着指点江山的襟怀。
左小祖咒也是那会出来的，我记得不错的话，我开始试图去理解NO乐队和苍蝇乐队到底在唱些什么，虽然我到底也没有理解出什么名堂，但依旧囫囵吞下这些杂音和噪音，我的音乐口味也跟着偏激。甚至能听灰野敬二音速青年还有更多无调性的噪音。我听无数奇形怪状的音乐入眠。蜷缩在小房间中的青春期中，满怀着对于世界一知半解而聊以自慰。
崔健算是科班出身，吹得一手动听的小号。小号是一种奇怪的乐器，我们小时候，小号的功能性更为明显。小号代表着命令，召唤以及激励。当小号嘹亮之际，透着往昔军事化社会的气息。姜文喜欢在他的电影 用。他在《鬼子来了》据说为此和作曲久石让产生很大的分歧。姜文体现出来的所谓军国化的情怀，让这个日本人望尘莫及。
崔健早期的音乐说明他能把音乐搞得很好听。崔健唱的也轻柔。估计小伙子们长得实在没有特点，所以要以乐队的形式出现。但这个叫七合板的乐队估计早被忘记。崔健再出来的时候，绿军装，据说一个裤腿还卷着。一曲《一无所有》.叫醒那个时代对于贫瘠生活的自嘲感——我确定，可能那些年的晚会相声加深了这首歌的传播。
华人可能有天生对于参与政治的兴趣。但在台面上的表达非常不易，也是见缝插针。但也许是一种逆反，在私下的表达中，呈现出扭曲。也确实已经没有多少健康的情绪可言。
所以后来的崔健的意义，是他对于现状反思中，如何走的更远，比如《一块红布》《红旗下的蛋》。当然，当我有意识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又晚上了一拍。有些东西，是有经历阅历才能理解的。但今时再反思，有些理解，其实会影响你的经历阅历。
想想今日的崔健，更流行的是《花房姑娘》《假行僧》。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