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力：古人言，小事大以智、大事小以仁。新加坡的应对方式不够“智”，中国的做法在“仁”上也有改进空间。
1月18日，中国与新加坡达成协议，2月份举行双边合作联委会（JCBC）会议。这个始于2004年的最高层级年度双边会议，2016年破例没有举行。会议恢复举办且提早到2月份进行，对于双边关系具有建设性作用。但中新关系未来如何走，已经不是联委会能解决。需要双方都进行反思（这方面新加坡需要做的更多一些），尔后就处理与对方的关系确定新的指导思想。
2016年中国东盟关系的两大看点是：中菲关系急速升温，两国政治关系正常化并带动了经贸关系的快速改善；中新关系急剧变冷，从长远看，可能成为中新关系的转折年。
从6月份玉溪举办的中国-东盟国家外长特别会议、到9月份在委内瑞拉玛格丽塔岛举行的不结盟运动会议、再到11月的香港装甲车事件，中新关系不时起波澜。迄今为止，两国公开表态的官员级别都有限（新加坡方面国防部长最近首次发声，中国方面则限于外交部发言人），但这些事件对两国关系的影响却要大得多。中新两国都没有示弱的意思。古人言，小事大以智、大事小以仁。按照这个说法，似乎表明新加坡的应对方式不够“智”，中国的做法在“仁”上也有改进空间。
对新加坡来说，“不够智”之一：身为南海争端非声索国，又担任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却在中国希望南海问题尽快降温、翻页的情况下，不时推动东盟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对抗，事实上承担了阿基诺时期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的角色。小国挑头对抗大国，这是国际政治中的罕见现象，却发生在新加坡身上，针对的又是自己的“文化母国”。在“南海仲裁案”裁决出来后，李显龙在8、9月份分别访问了美国与日本，却没有访问中国，并在美国发表被中国认为带有施压味道的言论。这显然不是成熟的大国平衡外交，也冲销了“习马会”在中新关系上给他的加分。
“不够智”之二：不重视文化特性在外交中的作用，抛弃了“舒适度”这个东盟方式（ASEAN Way）的精髓，以及面子文化在中国外交中的作用，倾向于用西方的思维与方式与中国打交道，如偏好公开应对、轻视私下沟通，突出理性与法律、忽视情感与政治，对“公开表态议题”与“私下沟通议题”把握不当。在中国人看来，这就有点“非我族类”的味道了。这可能是此次中国“左右中”都对新加坡表示反感的深层原因。
“不够智”之三：不注重培育与台湾海峡两岸中国领导人的交情，却试图发挥李光耀的角色作用。李光耀能扮演两岸诤友乃至“导师”（mentor）角色，是因为已经获得这些领导人的尊重与某种信任，在此前提下，他以柔软的姿态、直率地表达出来的建议与批评，是两岸领导人所能接受的。公开表达批评意见的，或者是一些枝节问题，或者是一些抽象问题。他绝不会让中国领导人觉得他是个外人、试图挑头对抗中国，尽管他被英国前外交大臣乔治・布朗评价为“苏伊士运河以东最英国的人”（the best bloody Englishman east of Suez）。
“不够智”之四：外交官言行有欠考虑。综观过去几年，李显龙最后一次访问中国是2013年，而且，这几年来他在公开讲话中不时流露出对中国的不满与批评。在他的“定调”下，新加坡外交官纷纷效仿，就2016年而言，至少出现了外长拒绝出席联合记者招待会，两个高级外交官指责中国分化东盟等事件。按照约定联合主持会谈后的记者会，这是基本的外交行为规范，拒绝履行这一职责所传递的信息非常负面，完全不是协调国应该做的。而指责中国分化东盟，是典型的小国中心主义，把自己极力倡导的“东盟统一立场”，看作高于成员国国家利益，并忽略了中国的重要国家利益。对于小国联合采取的不友好行动，大国难道不能采取反制行动？东盟成员国应该把“东盟统一立场”置于自己的重大利益之上？有许多证据表明，这连新加坡自身也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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