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与政治”这个提法主要出自杨奎松的《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一书。书生便是知识分子，中国书生的命运绕不开政治，中国政治的发展也离不开书生。中国书生的本质便是古代的“士”：
退则为学术，授徒讲学，著书立说；进则从政，治国平天下。
这是谁都绕不开的。
还记得我刚上大学时，所有新生同学自我介绍，一个来自河南开封的同学便在黑板上写下一个“士”字，说他的使命就是“士”，让我印象极深。后来我俩成了最好的朋友，究其原因，那就是我们本质上都属于“士”，志同道合了。
在春秋时期，“士”便出现了，地位在庶民之上，卿大夫之下。为士之人，既以入世报国为目标，又须有很高的学问造诣和道德操守，即须“志于道”，又能做到“从道不从君”。隋唐科举制度兴起后，开始出现“学而优则仕”的风气，士与卿大夫合二为一，政府官员必须是饱读诗书经典的文化人，因而也就出现了所谓“士大夫”的称谓和阶层。清末科举制中止后，“学而优则仕”表面上失去了固定的制度渠道，在实际上，一直到民国年间，各级政府官员多数也还是有较高的学历背景要求。士或士大夫这个阶层看似不存在了，但读书之人的“入世”情结仍旧十分强烈。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观念就这样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所有想要“登科及第”的读书人，千百年来，从未断绝。我们常担心中国传统文化难以继承，其实那些观念早就深入我们骨髓，想改都改不掉。很多人说中国人没信仰，我却越发觉得不然，中国人是有信仰的，其实就是儒家，国外称为“儒教”，只是我们没有明确。外国学者说当今世界三大宗教是“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儒教”，不无道理。
比如说现在的“核心意识”，其实千百年前就有，儒家的“克己复礼”、“推己及人”，讲的就是以“己”为核心推演而出的人伦纲纪，中国社会是一种群己社会，每个人都是自己世界观的核心，每个团体也都需要一个核心，中国人也习惯了这样一个核心，核心意识本来就是根深蒂固的。
你若设想，中国有两个核心，多个核心，轮流坐庄，对不起，那在中国是从来不可能实现的，从楚汉到国共，划江而治？联合政府？从来就没有这种思想基础。无论是南北对峙、三足鼎立还是五霸七雄，只要有分裂，就必然有军阀混战、逐鹿中原，最终归于统一。这个逻辑不随主角的变化而变化，不随主角思想的变化而变化，即使你想以“鸿沟为界”，对方也会对你“击其暮归”，总是逃不掉的，这种核心意识和大一统意识是儒家早就给我们种在脑子里的。
儒家既给了我们“核心意识”的传统观念，也给了我们出现问题时的解决办法，那就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说白了还是“克己复礼”。
举这个例子就是想说，作为四大古代文明唯一保存至今的中华文明，它很独特，很自洽，有很强的生命力，它的突出代表文化是儒家文化，而受儒家文化影响最深的，就是书生与政治。
杨书说：中国读书人热衷于“入世”，所谓“入世”，就是要进入政府体制，为国家服务，因而也就不太可能保持一种独立和批判的态度与立场。中国自清末民初以来，无论是革命党人，还是各种民间知识精英，“修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的思维方式，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无非是谁来做帝王和为哪家帝王服务而已。但中国知识分子是不是因此而天生软弱，不像人们想象中的“知识分子”呢？不能说完全没关系，但也不尽然。我们这些土生土长，本来就缺乏理性思维和批判精神遗传的中国“知识分子”，总是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杨书举了瞿秋白的例子，杨说：
我是研究中国革命史的。围绕着周一良先生自传所引起的这番批评，让我马上联想到改革开放以来惹起过更大范围争论的瞿秋白的那篇《多余的话》。瞿秋白留下的这篇并非“多余的话”，中心之点讲的其实也是同一个话题：毕竟是书生。
比较而言，两个人都承认自己曾经走错了路，只不过周一良强调自己太过书生气，对政治完全弄不懂，以为跟着毛主席没错，不知道毛主席一样会今天对明天错；瞿秋白则坦言，身为手不能提，肩不能挑，只懂得一大堆抽象名词，“婆婆妈妈”，“优柔寡断”，“杀一只老鼠都不会的、不敢的”怯懦书生，自己“不但不足以锻炼成布尔什维克的战士，甚至不配做一个起码的革命者”，因为“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里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枉费心力勉强去搞自己不熟悉、不感兴趣的政治，当什么党的领袖，不过就是闹了一出“捉了老鸦在树上做窠”的“历史的误会”。
围绕着周一良自传引发的批评，和围绕着瞿秋白《多余的话》一文引发的风波，完全不在一个等量级上。周一良只不过是说了自己想革命，没想到跟毛也会犯错误；瞿秋白讲的却是，自己这种人根本就不该去搞什么阶级斗争、共产革命。这样检讨自己还不够，他还公开告诫“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明明是一介书生、文人，满脑子潜在绅士意识，却非要违反自己的兴趣和性情，勉强用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去把自己改造成无产阶级的战士。可想而知，周一良至多不过是被人批评反省不彻底，瞿秋白却因此一度被认定为“叛徒”，不仅被砸了坟，还株连了子女和亲属十几年一同遭受屈辱与折磨。
把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丝毫不曾向国民党人示弱求饶的瞿秋白定为叛徒，甚至还要扒坟鞭尸，这当然荒唐透顶，理应平反昭雪。这一工作在改革开放后的1982年总算完成了。然而，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讲得很明白的话，却被极力为他鸣不平的好心的人们忽略了。除了少数仍坚持批评他革命意志动摇的人以外，绝大多数人好多年来都在想方设法为瞿秋白那些心灰意冷的说法进行辩护，一定要把他推上“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无产阶级革命烈士”的政治高位。如此一来，瞿秋白临死前自我解剖的初衷和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而这恰恰是他写这并不多余的《多余的话》的目的所在。他原本就是想要告诉他过去的同志们：我终于明白我不过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书生、文人，“我可以羡慕你们，祝贺你们，但是已经不能够跟随你们了”。因为我的典型的“弱者的道德”，习惯于讲忠恕之道，主张忍耐、调和，相信人不能笼统地用好坏或阶级来区分，不希望你斗我我斗你，因此我实在早已厌倦了政治斗争。我视死如归，但我绝不是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我也“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因为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的绅士意识，我究竟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
今天，历史早已迈过了革命年代，甚至连革命两个字都开始不为今人所喜欢。我们的评价系统严格说来也已经不像过去那么是非分明、黑白对立了。但是，留给瞿秋白，同样也是留给周一良这些知识分子的空间，依旧是那么狭窄。不要说周一良强调自己的书生气会惹来批评，就连瞿秋白反复解释的自己因书生、文人的温良个性不适宜从事政治斗争与阶级革命的说法，也还是会被潜藏在多数人血液中的革命的价值观所排斥。爱他的人宁愿把他供上神坛，也不愿看到他像他生前所希望的那样，混迹于“随便一个小市镇”里，变成满足于“求得一口饱饭”，“在余暇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的逍遥自在的小教员。
这对瞿秋白，同样对周一良这些历经挫折、苦难和种种错误之后，终于明白了自己的爱好、定位以及生命价值之所在，悔都悔不过来的知识分子来说，实在是一件很可悲的事。
可政治对于书生来说，又能看清与分清多少呢？
还记得我在大一时给自己列了一个人生目标的追求逻辑，即告诉自己，人生的追求有四个维度：长度、宽度、密度、深度。
我说，生命的长度是基本的，也是实现其他目标的基础，长度可以改变，可以通过平衡膳食，补充营养，加强锻炼，劳逸结合来延长人的寿命。
宽度就是要使自己的人生丰富起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周游世界，去体验人生，实现自己的生活物质需要，使兴趣爱好得到充分发展和实现。
密度是指人和人之间的感情，亲情、友情、爱情，这都很重要，当宽度的追求和密度的追求发生冲突时，宽度要让位于密度，也即实现自己的物质追求不能影响、伤害到感情，否则生活纵使富丽奢华也无法享有真正的幸福快乐。
而深度则是指人死后能留给这个世界一些什么，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但伟大的人总是能留下一些什么，古人的“立德、立功、立言”被称为三不朽，就是在死后加深了自己的生命。这是一种更高的追求，国家和民族需要这样的人，为此而付出生命的长度、宽度、密度的人也不胜枚举，我们因此称他们为“伟人”，永远的纪念、歌颂他们。
这套人生理想的逻辑一直伴随着我，国家和学校要培养的人才，也都是最后一种，对国家和社会做出有益贡献的有“深度”的人。但在今天看来，这也是儒家思想具体化的表现而已，让我们奉为最高的深度追求的理想，从文科角度来说，也正是书生与政治。
杨书说：政治，无论古今中外，也不论好坏优劣，总有它自己的一套生存和运行法则。政治的本质就是应对公众事务，调处利益冲突。
知识分子作为公众中最容易关心公众利益的成员，他们通常很难不和政治扯上关系。
但是，就像我们已经从瞿秋白的例子中所看到的那样，并不是所有的知识人都适合于参与政治，更不是每个参与者都注定会变成“政治动物”。
政治理应是那些渴望展示自身能力并热衷于用权力造福一方的理想家的事情。一介书生，放着自己喜欢的学问或擅长的文学不做，放着自己爱的人不能去爱，为什么非要跨界去搞什么政治呢？在革命的大争年代里，一个人的真性情往往直接决定着他对政治的态度。
凡少年书生，越是血气方刚，就越是关心社会大众的境遇和国家民族的命运，也就越会多一份良心的驱使和救民救国的沉重责任。
早年诸多以身殉义的革命者，如邹容、陈天华、吴樾、秋瑾、徐锡麟、林觉民等等，他们原本只是学生、教师或报人，亦大都是前途无量的年轻书生文人。他们未必最适合于投身于政治斗争，但这是一种忍不住的“关怀”。
因为不能忍，蒋介石加入了同盟会；因为不能忍，毛泽东加入了共产党；因为不能忍，许多学生、记者，甚至于教授，不惜牺牲自己的专业或学业，开始投身政治，或结社建党，力求引领潮流，或激扬文字，指点江山，批评社会，无不想要身体力行地去救国救民。
但是，近代中国的政治变革从一开始就是以暴力形式拉开其帷幕的。进入20世纪更直接变成了一场夺取政权的暴力革命。因此，枪杆子，而不是笔杆子，就成了决定一切的主要政治斗争手段。
对于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一个最大的历史悲剧就是，他们是最早投身于救国救民，自认为最了解政治大势的一群；最后，他们却成了政治场中最不知所措、动辄得咎、受人轻视的一群。
不错，从瞿秋白的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出不少知识分子确有性格懦弱且书生气太浓的一面，未必人人都适合于从事政治。但是，他们却毫无选择的权利，总是忍不住去“关怀”。
中国书生的命运和政治有太多的牵绊，
凡是书生，大多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希望自己的理论能解决政治的实践，但当面对政治的复杂时，却又左支右绌，往往怨天尤人。
如何解开中国书生与政治几千年的缠怨，我想答案或许在两个方面。
一是书生的自我认识本身。儒家文化的影响虽然根深蒂固，但在实现价值的具体方式上，还是有极大的选择空间，须终于明白自己的爱好、定位和生命价值之所在，明白自己是否真是一种“政治动物”，再用一种博大、包容、平等的视角看待群己，或可于一定程度上解决自己“进退维谷，左右为难”的抱负困扰。
二是中华文明本身。当中国诞生儒家文化之际，世界也进入了轴心时代，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同时兴起，有趣的是，受地理和政治环境影响，希腊文明研究人与物的关系，印度文明研究人与神的关系，中华文明研究的则正是人与人的关系。
身为研究者的“人”，就是书生，作为研究对象的“人与人的关系”，就是政治，书生和政治从中华文明成熟之日起就形成了牢固的关系。
想让书生和政治的缠怨得以一定程度的解脱，或许就要为我们的文明进行一定的输血。希腊研究人与物，科学技术得以发展；印度研究人与神，宗教得以发展。而科学技术与宗教，对于中国而言，一个是后发优势，一个是舶来品，中国本土产生的道教和儒教，本质上也是政治的产物。因此，文明重心的适当转移，或也是解决书生与政治宿命的一道。
聊以解嘲，与君共勉。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