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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改变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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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广大中国人来说,北京奥运不单是4年一次的国际体育盛会,更标志覑中国过去百年,从上世纪初被讥为「东亚病夫」,终于迈进今天体育大国的世纪长征。正因有上述心理情结,海内外华人皆民族热情高涨,京奥能否办得最成功,变得关乎国家荣辱,因此中国要「加油」,京奥成为对综合国力的一次重大测试,不容有失,既属体育大事,也是国家大事。

最终,无论从筹备、场地、设施、组织以至赛事安排方面,北京办奥的表现都是公认出色的,虽然国家投入以10亿元计的财政资源,而人力资源的投放更不计其数(仅全国义工就有百多万人!)。开幕礼的豪华壮观,令下届主办城市伦敦惊叹难以攀比。可是,近乎军事化精准的组织部署,有时予人绷紧之感,自发气氛不足,开幕表演被批评「过分」操作。而保安凌驾一切,也带来负面评价----如入境收紧、对新闻採访及示威异见活动的管控等。

西方媒体对中国办奥「另眼相看」

外界要从一次庞大的全球盛事工程中找出瑕疵,其实一点也不难。连澳洲也被揭发在2000年悉尼奥运开幕礼中採取音乐演奏「预录」的安排,相信下届伦敦奥运也一样会出现可被人非议的地方。不过,京奥不同之处,在于批判者与西方媒体,不少都对中国办奥「另眼相看」。由申办开始,不满中共统治的西方评论,就把北京办奥与1936年纳粹德国主办柏林奥运相提并论,视作中共「专制政权」操控的重点形象工程,尽情讽刺。

儘管人人皆说奥运不应政治化,却一直去为政治化加码,在北京办奥上附加各样政治条件。一些西方国家甚至以京奥去驱使北京走亲西方的外交路线,而当中国在缅甸及苏丹问题上表现低调时,就呼吁杯葛京奥。为何世界上一个人口大国,过去从来未有机会主办奥运,就不能按其现存政经社条件,有举办奥运的权利与认受性?

当然,中国官员也有意无意地推动了如此的办奥政治论述,在申办过程中承诺办奥会使中国民主人权改善、国家对外更为开放,可是到头来还是走不出「稳定压倒一切」的循环,且在外国力量挑动和抗议时,便本能地收紧控制,变相成就了批判者设下的自我应验之预言。现在,中国崛起,其强国地位经京奥进一步确立,「中国威胁论」者便四出警告﹕中国帝国主义已经冒起!

「奥运中国」与「政治中国」应分开视之。诚然,世人皆希望中国朝现代化发展,在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方面不断提升,摆脱僵化专权的传统管治文化。可是,正如温家宝总理几年前访法期间回应外国记者时生动地比喻(大意)﹕不要高估中国的成就,因为要把它除以13亿人口;也不要低估中国的困难,因为要把它乘以13亿人口。当年搞革命时毛泽东曾扬言中国虽一穷二白,却像一张白纸(可塑性高!)。历史现实却是,中国累积了几千年封建文化的沉淀,不是要变就变,正如大象转弯,步伐沉重。

自清末起百多年来,国人深感受西方列强欺凌瓜分,初则中体西用,以求富国强兵,后则对中体彻底失望,无论是五四批孔、还是国民革命或共产革命者,皆求诸外,寻求全盘西化或苏化以救国。在事事讲求革命的年代,传统落后的东西固然被否定推倒,就连带传统累积下来的社会网络与伦理(即「社会资本」)也被冲击破坏,以文革颠峰时期为烈,婴儿跟浴水同被抛掉!

当代中国的改革及现代化经历一个複杂迂迴的过程。奥运期间,华国锋去世,令人记得,只30年前中国尚处水深火热的黑暗封闭年代。文革浩劫后开放改革,得来不易,纵有反覆,也应予肯定,亦须不断反思现代化之路。今天中国体制有其开放进步之一面,也仍存在因循落后之一面,神州大地同时存在多种矛盾面相,这是中国改革不容迴避的现实起点,我们不能奢望办一次奥运后「政治中国」便翻天覆地。以奥运去「促」变,不能操之过急,否则弄巧反拙。在中国问题上的末日预言者,常以中国的每一项缺陷不足,去否定中国的改革大势,而当中的中国威胁论者,甚至害怕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因为按其逻辑,这些改革令一个他们眼中邪恶的共产党体制更形巩固、更具威胁性。

中国要尝试走非单一主义道路

在另边厢,也存在对立的思维,以奥运为肯定中国现实一切的「强国论述」,把一总批评定位为敌意,并推理为﹕只要中国强,就由中国去主导世界的游戏规则。文革后,激情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已经没落,今天的中国唯有靠国族主义去维繫人民与国土,而由清末始的救国情结又一直持续,反映为对西方现代性及对中国传统的双重怀疑----既要走进由西方定义的世界,又怕失去中国的本体性,这是百多年来「体」「用」之间的基本争持。要摆脱思维偏见,需要充实的民族自信与不断的集体反思。

京奥虽然不会让中国大变,但是一个经历奥运成功而较具自信的国家民族,总会较有条件走出昔日的历史悲情或义和团式的愚眛民族主义。中国要在简化的「强国论述」和西方的「变天论述」以外,尝试走一条现代与传统并存结合、与西方和解互补的非单一主义道路。胡温领导鼓吹「和谐」,而儒家和谐之道的真义就是﹕不同而和。

作者:张炳良是行政会议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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