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那么穷的地方，经济衰败成那样，本地人一直往外跑，但是东北艺人，东北文化等依然可以长盛不衰的向全国推广，南方经济那么发达，文化传播力却非常弱实际上并不是今天才这样，宋朝的时候就有这种趋势了给你们看点资料：经历了太祖、太宗、熙宗、海陵王、世宗等五朝七八十年间的胡化，到世宗时期（1161—1189），东北民族文化的许多方面已在华北流行开来。当时出使金 朝的南宋使节范成大、周辉、楼钥、韩元吉等人都注意到华北汉族的胡化现象，并将之记载于他们的日记和行程记中北方汉人的胡化，首先表现在服饰和发式上。范成大说：中原汉人胡化“最甚者 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河）已北皆然，而京师（指北宋京城开封）尤甚”；“男子髡顶，月辄三四髡，不然亦间养余发，作椎髻于顶上，包以罗巾，名 曰蹋鸱，可支数月或数年。村落间多不复巾，蓬辫如鬼，反以为便”；“惟妇人之服不甚改，而戴冠者绝少，多绾髻，贵人家即用珠珑璁冒之，谓之方髻”。 (56)
“大梁宫中设毡屋，大梁少年胡结束”，(57)
则是另一名南宋诗人刘克庄在开封所见到的现象。可见服装方面的胡化已相当普遍和严重。甚至艺人在表演音乐舞蹈时穿的服装也同样出现胡化。楼钥看到：“乐人大率学本朝，惟杖鼓色皆幞头红锦帕首，鹅黄衣，紫裳，装束甚异。”(58)
韩元吉看到：“舞女不记宣和妆，庐儿尽能女真语。”(59)
除穿胡服、留女真人的发型，中原汉人的胡化还表现在食物、音乐、舞蹈、语言、社会风俗等方面。
女真人的饮食，“以糜酿酒，以豆为酱，以半生米为饭，渍以生狗血及葱韭之属，和而食之，芼以芜荑”；在招待客人时往往以大盘盛肉，上“间插青葱三数茎”。(60)
到了金朝，女真人的一些食法，包括吃生葱、生韭菜的习惯也传到中原，南宋使节楼钥在河南、河北就受到大盘肉上放生葱的招待。(61)
周辉见金人吃饭时“先汤后茶”，遂将这种吃法称为“虏法”，以别于南宋境内的吃法。(62)
楼钥还看见，侍者接待客人时，兼用女真礼仪和中原礼仪，“或跪或喏，跪者胡礼，喏者犹是中原礼数”。(63)
在南宋使节的眼中，金朝统治下的中原的音乐、舞蹈，因渗入东北文化的色彩已大不同于宋朝。楼钥说金朝音乐：“乐声焦急，歌曲几如哀挽，应和者尤可怪笑。”(64)
范成大说金朝舞蹈：“虏舞悉变中华，惟真定有京师旧乐工，尚舞高平曲破。”(65)
甚至北方汉人的语言也发生变化。楼钥说金初的开封人“语音犹有微带燕音者，尤使人伤叹”，(66)
以及韩元吉所说的“庐儿尽能女真语”，表明北方语言已染上东北以及原辽国燕云地区的语言成分。
范成大在金朝境内看到“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67)
表明汉人在社会风俗方面也受到东北民族的影响。中原“放偷”习俗的形成是东北社会风尚影响汉人的一个典型体现。据说“金国治盗甚严，每捕获论罪外，皆七倍 责偿。
惟正月十六日则纵偷一日以为戏，妻女、宝货、车马为人所窃，皆不加刑。”这种习俗，金初传到北京一带，故洪皓说“今燕亦如此”。(68)
于金朝的北方汉人，在服饰、发式、饮食、礼节、习俗、歌舞、语言等方面，都 不同程度地发生变化，就使得他们在文化上已与以前的北方汉人有一定的区别。而文化上存在的这种差异，就使得两宋之际已经迁入南方的北方老移民及其后裔，对 绍兴末年以后迁入南方的北方新移民，产生文化上的疏远感。更何况每年的南迁都夹杂着一定数量的女真人、契丹人和渤海人。南宋人对绍兴末年以后迁入的北方新 移民和东北移民，因文化上的疏远感而导致不放心，因不放心于是便有人建议采取适当的防范措施。因此，南宋孝宗以后的每一次北方人口南迁，都会引起大争论， 焦点无非是两个，一个是是否接纳这些人（南宋称他们为归明人、归朝人、归正人），一个是如何防范附载于他们身上的源于东北民族的文化的扩散。(69)
由于首都临安是北方新移民和东北移民的重要迁入地，每一次争论几乎又都以临安为焦点。透过这些争论，可以看出绍兴末年以后迁入的北方新移民和东北移民对临安文化的影响。
文献所载的有关北方新移民和东北移民对临安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孝宗和光宗朝，有关争论也多集中在这两朝。
孝宗时期，因北方新移民和东北移民的迁入，胡化了的服饰、语言、歌舞、音乐开始进入临安。在临安的官员和百姓当中，出现“服饰乱常，声音乱雅”的现象，还 有一些人热衷于“插棹篦，吹鹧鸪，拨胡琴，作胡舞”；这些行为，遭到不忘收复中原、以夏变夷的宋孝宗和大臣们的坚决反对，隆兴元年（1163）朝廷下令严 厉禁止，并禁止新移民“不改胡服”和诸军“仿效蕃装”，要求“所习音乐”不得“杂以胡声”。(70)
这些禁令其实没有收到多少效果。仅仅过了五年时间，到乾道四年七月，又有臣僚就临安的胡化问题进言。臣僚们不仅提到临安十数年的胡化现象依然存在，“服饰 乱常，习为胡装；声音乱雅，好为胡乐；如插棹篦，不问男女；如吹鹧鸪，如拨胡琴，如作胡舞，所在而然”，而且还提到临安人“静夜十百为群，吹鹧鸪，拨胡 琴，使一人衣黑衣而舞，众人拍手和之，道路聚观，便同夷路”，简直成为街头群众集体娱乐的一种形式。他们还指出：这些胡化文化在临安流行“十数年来”， “所在而然”，“初则效学以供戏笑，久则习之为非。甚则上之人亦将乐之，与之俱化矣。”也就是说，这种胡化最初只是模仿以供取笑，但模仿久了便成了习惯， 甚至上层人物也乐此不疲，一同胡化。臣僚们为之感叹道：“中原士民沦于左袵，延首企踵，欲自致于衣冠之化者三四十年而不可得，而东南礼义之民，乃反坠于胡 虏之习而不自知，甚可痛也。”(71)
朝廷不得不再次下令禁止，“申禁异服异乐”。(72)
尽管大臣们痛心疾首，朝廷禁令屡下，都没有收到实际效果，临安的胡化现象仍越来越厉害。在淳熙年间（1174—1189）和绍熙二年（1191），袁说友、蒋继周和余古等人都就临安的胡化现象再三地向皇帝上奏。
袁说友的奏文着重分析临安官民在服饰方面的胡化现象。他指出：“都下年来一切衣冠服制习为虏俗，官民士庶浸相效习，恬不知耻。”具体表现在：“紫袍紫衫， 必欲为红赤紫色，谓之顺圣紫。靴鞋常履，必欲前尖后高，用皂革，谓之不到头。巾制，则辫发低髻，为短统塌顶巾。棹篦，则虽武夫力士，皆插巾侧。如此等类， 不一而足。”(73)
依据这份奏文，来自东北移民和北方的新移民的服饰穿着为临安官民士庶竞相追求，从头上的头巾，到身上的袍衫，再到脚上的靴鞋，无不如此。
蒋继周和余古的进言着重分析音乐舞蹈方面的胡化现象。据他们的报告，“渤海乐”等来自东北民族的音乐，已“盛行于世，都人多肆习之”，而且流传到皇宫之 中。甚至贵为一国之尊的光宗皇帝，也是东北音乐舞蹈的喜好者，余古批评光宗皇帝“宴游无度，声乐不绝……甚至奏胡戎乐，习齐郎舞。”(74)
南宋后期临安有多个专门表演歌舞的团体“清乐社”，每个都不下百人，其中的“鞑靼舞”、“老番人”两个团体，(75)
顾名思义应该是分别表演蒙古草原的鞑靼族和东北的女真等民族的舞蹈的团体。
综上所述，孝宗、光宗两朝的皇帝、大臣，深受北方新移民和东北移民带来的胡化了的服饰、语言、音乐、舞蹈在临安流行的困扰。在他们看来，这些胡化文化的流 行，容易混淆华夷界限，以夷变夏，必须禁止。然而，这种胡化文化却屡禁不止，日趋加剧，其中的原因值得思考。依据文献，可以猜测绍兴末年以来迁入临安的北 方新移民和东北移民的人数，和他们在临安的文化影响是极不成比例的。就人数而言，尽管绍兴末以来的每次移民南迁都保持一定的规模，但移民总数无疑大大小于 两宋之际南迁的北方人口的数量。至于在临安府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乾道五年临安府有户26万余（上揭），这些新移民只能占极小的比重。人数并不算很多的北 方新移民和东北移民，在人口众多、文化高度发达的都城临安掀起大波澜，个中原因颇值得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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