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恐惧症是怎么炼成的？

在过年回家这件事情上，我记得2002年以后刚到上海上大学那会儿，大家对于回家还是期待的，回家以后的心情还是很美好的，虽然当时没有微博、微信，但是chinaren校友录已经有了，大家都会发些老家的照片上来，配上一些快乐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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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过年》，黄健中，1991。

不知道从哪年起，网络上开始出现了一些对过年这件事情的“纠结”情绪，那时候的表达还都是含蓄的，大体基调是说年味儿变淡了，对过年这件事没有那么期待了，本来应该熟悉的故乡逐渐变得陌生了，而那个本不属于自己的北上广反而更让人有家的感觉云云。

而到了近些年，对过年回家的发泄声音变得不再遮掩了，各种教授如何应对过年的攻略文章、表情包、漫画一搜一大把，篇篇10w+，今年彩虹合唱团的这首《春节自救指南》更是堪称经典。

对这个现象，我曾经认为原因出在由地区发展差异导致的落差感，一线城市和三四线小城之间在发达程度上可能存在20年的代沟，所以当发达地区的各种“漂儿”们回家的时候，生活方式一下产生了很大的落差，于是产生各种不适反应。

今年春节我也没回老家，呆在杭州没事做，正好随意翻看一些平时没时间看的书。当我看到武志红在《巨婴国》当中的论述时，我发现心理学才是打开过年恐惧症的那把钥匙。武志红认为，中国人普遍存在“全能自恋性的本我、绝对禁止性的超我和软塌塌的自我”，而这种心理模式的普遍性，则来自于儒家的孝道文化。

咔哒一声，锁开了。

当我们重新去审视网络上的声音时，我们会发现大家对于过年的恐惧，非常集中的聚焦在“亲戚的拷问”上，而不是其他。没有人会抱怨老家的商店关门早，也不会去说叫不到滴滴专车，所有人不能忍的，就是亲戚的拷问这一件事。

亲戚们其实并没有错，他们被孝道文化塑造，在这种文化架构下，“全能自恋性的本我、绝对禁止性的超我、软塌塌的自我”几乎是必然的存在。

小的时候，亲戚的父母用“绝对禁止性的超我”对亲戚们进行压制，孩子必须服从于父母，否则就是不孝。不论对错，父母的权威都不能被挑战，这让父母“全能自恋性的本我”得到了纵容，也让父母丧失了自省的能力。在这种权威与服从的家庭结构下，一个“软塌塌的自我”就被成功塑造出来了。

当亲戚们长大成人以后，他们又会把上面这个家庭结构再次复制，只是自己成了占据统治地位的父母，而孩子成了当年的自己。在“一切为了孩子好”的掩护下，父母把自己的本我投射到孩子身上，孩子活的不是自己的人生，而是替家长去活他们的人生。这种意识是潜移默化的，是植入到我们语言当中的，比如说“恨铁不成钢”、“望子成龙”、“衣锦还乡”，这些表述都暗含了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依存关系。

“漂儿”们离开家到北上广深打拼以后，来自于父母的“绝对禁止性超我”消失了，他们体会到了自由的味道。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自由的闸门一旦打开，漂儿们就再也回不去了。

一线城市和故乡在地理上的隔离，使得两种不同的心理结构平时井水不犯河水，我按照我的自由主义价值观行事，你按照你的孝道文化行事。然而每到春节，这两类思维方式完全不同的人必须共处一室，擦枪走火就在所难免了。

亲戚们作为长辈，本能的要关怀一下小辈，他们心里也纳闷呢：“你们这帮小兔崽子，我关心一下你，问问你的工作、生活，你们为啥那么抵触？简直莫名其妙。”

各种漂儿的理由也很充分：“你们干嘛管我的事情？我自己的事情让我自己决定好吗？我不需要你们的建议，谢谢。”

很典型的两种思维方式。

亲戚们的存在感来自于和他人之间的关系，没有别人就找不到自我的意义。“漂儿”们习惯于自己拿主意，他们为自己活，不太关心别人的事情。

其实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冲突并非是儒家文化所独有，只是在儒家社会里这种冲突具有非常大的普遍性，也因为孝道价值观的不可挑战性，导致对于个体的心理压抑更加严重。一个成年人要完成心理上的成熟，就必须在心理上完成弑父，而在以上帝为最高权威的西方，弑父的难度远远低于以孝为核心的东方。

父子之间的冲突和和解，是文艺作品永恒的主题。今年韩寒的《成风破浪》，去年管虎的《老炮儿》，以及无数我想不起来的电影，都以此作为主线。

对过年恐惧症的正确打开方式是什么？

我觉得首先是要承认这个事实：作为一个生活在巨变年代的人类，这是我们的命运，我们必须承受时代转折带来的撕裂感，长辈们没有错，我们自己也没有错，我们都是时代的产物。在坚持个人自由选择权的前提下，尽力去包容长辈们的不同，因为他们要做出改变没有我们这样容易。

重要的事情是，如果你自己已经成为了父母，如果你不希望自己的纠结在孩子身上重现，那就在我们这一代斩断“全能自恋性的本我、绝对禁止性的超我和软塌塌的自我”这个传导链条，不要再把孩子变成自我意志的投射，别再用“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好”去干那些自以为是的蠢事。

最后分享一个我看到的PPT，它会告诉你如何做父母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