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 言
本文介绍英国近二十年来的中国古代史和中古史研究，期能为读者提供一份扼要指引，以认识晚近英国学界对此领域做出的贡献及其风格。目前中英文关于英国汉学回顾的文章多数为2008年以前所作；有别于这些既有的研究述评，本文尝试为英国汉学之近况做一补充，并将讨论的时限范围限于古代（先秦至汉末）和中古时期（汉末迄唐末）。
英国的中国研究建制化始于十九世纪中后期，对古代和中古中国的研究，一向隶属东方学和汉学的传统。[1]英国的汉学传统具有三点特色：
(1) 汉学的跨学科取径：
英国汉学传统是以语文为基础探索中国文化诸层面，不严格区分历史、文学、哲学。这种视中国为整体，採取跨学科取径的作法，为传统汉学以至后来区域研究的特色。
(2) 集中于少数几所院校：
英国关于古代和中古的汉学研究，集中在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Oxford）、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 Universityof London）三处。其馀尚有大英图书馆、大英博物馆、杜伦大学(Durham University)、爱丁堡大学（University ofEdinburgh）、伯明罕大学（University of Birmingham）、曼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Manchester）等。但相较于牛津、剑桥和亚非学院，这些机构多是由个别学者就自己专业领域单打独斗，在人力和资源分配上有结构性的困难。
(3) 规模小而受限制：
英国的古代和中古时期汉学研究的规模不大，中国古代史和中古史的研究成果亦有限。主要原因有二。首先，英国古典汉学的规模小，培养的博士数量因此也少。规模小进而导致工作机会少，降低英国学生攻读博士的意愿。其次，受惠于科技发展，英国学者与欧陆、美国以至于亚洲学者的交流非常便利且频繁，英国汉学界因此缺乏积极拓宽自身学术规模的需求。尤有甚者，近十年来前述三所院校中研治中国古代和中古史的学者中，英国人（以国籍和博士学位前的教育背景论）的数量并不多；这一点和汉学传统强的法国、德国大异其趣。
以下我们将以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为中心，分述这三所院校，以及以它们为基地的学者们的主要研究业绩。此外，我们也会介绍近年供职于英国其它机构的古代和中古中国研究者，俾使读者可以更充分掌握学术交流的可能性。
二、英国的中国古代史研究
欲讨论英国近二十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我们可以从两个指标出发。一个指标是出版于1999年的《剑桥中国古代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另一个是出版于2010年的《重估中国的早期帝国》（China’s Early Empires: A Re-appraisal）。儘管由英国的剑桥大学出版社刊行，这两部书和其它卷《剑桥中国史》一样，是由英、美、欧洲以至亚洲的研究者们分头执笔。《剑桥中国古代史》（共14章）的作者群中，可归类为英国学者的仅有鲁惟一（Michael Loewe）和罗森（Jessica Rawson）。[2]到了《重估中国的早期帝国》（共24章），执笔者中的英国学者则有鲁惟一、古克礼（Christopher Cullen）、罗维前（Vivienne Lo）、胡司德（Roel Sterckx）和巴瑞特（Timothy H. Barrett）。[3]上述英国学者在作者群中所佔的比例并不高，但这些学者可说代表了英国为数不多的古代中国研究者。
整体而言，英国的古代中国研究规模不大，且集中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其中牛津和亚非学院偏重艺术与考古，剑桥则有较多政治史和思想文化史的成果。
（一）、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亚非学院的设计较为特别。有别于英国多数大学，因为整个学院致力于亚洲和非洲研究，故多数科系都有研究中国的学者；与中国古代史研究相关的主要有三：中国及内亚语言文化系、历史系、考古和艺术史系。近二十年亚非学院历史系通过之博士论文中，几乎不见中国古代史的博士论文记录，可知亚非学院历史系重心并非中国古代史。
中国及内亚语言文化系 (Department of the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Chinaand Inner Asia)有相当优良的汉学传统，培养许多研究者并产出可观的研究成果。现任汉学教授的傅熊（Bernhard Fuehrer）长于学术史，以中、英、德文发表成果。傅熊曾为文讨论司马迁以及赵岐的《孟子》注；但近年其精力多放在中国的经典注释传统。中国及内亚语言文化系的其他学者各有专精，但多以研治文学见长。
相较之下，考古和艺术史系对古代中国的研究更为丰富。汪涛 (Tao Wang)于1993年在亚非学院取得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直至2012年。[4]在亚非学院期间，他撰写过多篇关于甲骨文和青铜器研究的英文论文；部分成果（以博士论文为基础）已译成中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考古和艺术史系的倪克鲁（Lukas Nickel）在德国海德堡大学取得博士学位，2011年进入亚非学院任教。倪克鲁主要研究领域是汉代墓葬及相关文物，近期也将视角扩大至商周青铜器和中古佛教文物。值得注意的是，他相当重视古代中国文物所见的域外因素，并以中英文发表多篇相关研究。从1993年迄今，考古和艺术史系也通过了至少四篇与古代中国有关的博士论文，多过亚非学院其它系所。[5]
（二）、牛津大学
牛津大学的古代与中古中国研究，集中在东方研究所（Oriental Studies）和考古学研究所。和亚非学院的情况类似，牛津大学对古代中国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考古和艺术史。东方学研究所是牛津大学研究中国文史的基地，但近二十年来没有研治古代史的专任学者。近年牛津的中国研究固然进一步扩大，但主力是发展近现代中国研究。
考古学研究所的罗森（亦供职于东方研究所）是英国乃至国际学界研究古代中国考古与艺术史的重要学者。她长于在物件分析（特别是青铜器）的基础上提出关于古代观念和心态的见解，也关心中国与北亚、内亚的交流问题。中文世界的读者对罗森当不陌生：迄今已中译出版了两本她的论文选粹，中文世界的艺术史、考古研究者中亦不乏其学生。应强调的是，罗森在培养学生上可说不遗馀力。仅从2000年以来，牛津大学考古系便通过了至少八篇研究古代中国的博士论文，时限自新石器时代至汉末，地理范围包括南北，主题广涉玉器、墓葬，和由考古所见的种种文化课题。此外，研究考古、中国边地文化交流和古代人地关係的安可（Anke Hein）于2016年进入牛津大学考古学研究所，应可赓续英国的中国考古学研究。
现任职于东方学研究所的学者中，研治古代中国的是副教授麦笛（Dirk Meyer）。麦笛出身德国，于莱顿大学取得博士学位，2007年进入牛津大学任教。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古代中国哲学与写本文化，博士论文旨在透过郭店楚简，对古代思想文本进行分类，讨论如何理解文本及其意义的生成，以及竹简的物质特性和口述传统等问题。[6]麦笛近年指导多位博士生，并与牛津大学研究古代近东和欧洲的学者，以及普林斯顿大学的柯马丁（Martin Kern）合作，发展出环绕古代文本／写本的物质特性及它们如何被「使用」的研究社群。
（三）、剑桥大学
剑桥大学的古代中国研究集中在亚洲与中东研究（前身为东方研究）下的东亚系。和牛津大学与亚非学院不同的是，剑桥从1960年代以来即有研究中国古代史的风气，特别是战国秦汉史。[7]
说起剑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者，首推长期在剑桥任教的鲁惟一。鲁惟一出生于1922年，见证欧美汉学数十年来发展的高低起伏。他于1963年开始执教剑桥大学，1990年从系上退休，但仍「退而不休」地持续笔耕，着述能量犹胜退休之前。鲁惟一是欧美汉简研究的先行者之一，不待多言。但他同时也研究战国秦汉的政治和文化心态。近20年来，鲁惟一除参与编写前文提及的《剑桥中国古代史》（1999）和《重估中国的早期帝国》（2010），还出版专着、工具书数种，以及以汉代历史为背景的虚构叙事。虽已94高龄，鲁惟一仍不时参与剑桥以至英国各地的学术活动；他近期的研究重点是张家山汉简、西汉中晚期的政治文化，以及王莽在西汉末的角色。[8]
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于1986年进入剑桥大学执教，直至2002年转往史丹福大学。陆威仪虽在剑桥大学超过十年，但少有人将其着述视为英国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成果。[9]要言之，陆威仪关注战国至秦汉的外在环境与文化心态的变化。他的着作以蒐罗广博、百科全书式的视野和多方利用中、日文研究着述知名，在欧美的中国古代史学界有很大的影响力。他在剑桥大学也指导了两篇古代史的博士论文：胡司德研究古代中国文献如何看待动物（1997）、白瑞旭（Ken Brashier）探讨东汉石碑中的祖先记忆（1998）；二人日后也将论文改写为专书出版。[10]
陆威仪离开剑桥后，由胡司德继续剑桥大学研治中国古代史的风气。胡司德于2002返回剑桥任教迄今，研究领域是广义的战国秦汉观念史、文化史。除了前述古代中国环绕动物的心态文化史专着，他也编写、撰作关于宗教、物质文化和经济思想的书文。近着《早期中国饮食、祭祀与圣贤文化》（Food, Sacrifice, and Sagehood in Early China）即是透过关于饮食的论述，探讨古代的宗教和政治观念。在指导博士论文方面，已毕业获得学位的有二人；[11]目前正在进行中的古代史博士论文题目包括汉代以降的谶纬文献、战国以来对南方的想像，以及汉代音乐思想等。
三、英国的中国中古史研究
如前所述，英国的中国中古史研究也集中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三处。在资源分配上，中古史研究和古代史研究的处境类似，都被归类为前近代（pre-modern）研究，发展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受学者个人专业兴趣左右。值得注意的是，过去二十年间，这三所院校的汉学领航人（特别是汉学教授）都专精中古时期；但近几年他们陆续退休后，英国的中国中古史研究的发展前景尚待时间检验。
（一）、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退休不久的历史系教授巴瑞特是英国独树一帜的唐史和宗教史学者。儘管主要研究业绩集中在中古时期，他时不时也涉足古代宗教的研究（如收于前述《重估中国的早期帝国》的文章）。巴瑞特原为唐代史两位大师杜希德（DenisTwichett）[12]与麦大维（DavidMcMullen）于剑桥大学之门生，后负笈美国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于威斯坦因（Stanley Weinstein）门下鑽研佛教史。自美国返回英国之后，巴瑞特的研究结合英国的官制史和史料精读传统，以及威斯坦因注重中国佛教史中皇权角色之视角。巴瑞特根据博士论文改写而成的对李翱《复性书》之研究，深入唐代儒释道三教思想，展示其广阔的思想史根砥。而其经典作《唐代道教》与其师威斯坦因之《唐代佛教》对于研究唐代佛道教的学者与学生，可谓相辅相成，对于掌握唐代佛道与政教关係之背景，仍为至今最简明、最值得信赖的入门书籍。巴瑞特其后更广泛使用各种禅宗资料以及日本的史料，并注意到传教士的佛教研究、汉学的实际意义等议题，皆展现其独特的洞见。近年更对印刷术与唐代佛经，做出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他特殊的史学研究方法受到学界重视，因此屡屡受邀撰写宗教、历史之方法论文章。[13]巴瑞特研究领域宽广且面面精湛独到，为英国最有特色的汉学家之一。
现任职于宗教与哲学系、中生代的白安敦（Antonello Palumbo）为义大利籍，是着名义大利汉学家富安敦（AntonioForte）之高足。白安敦延续其师细腻的唐史研究风格，例如提出洛阳白马寺并非第一座佛寺之细密考证。早期研究佛道交涉之议题，包括《老子化胡说》之研究，也因此涉猎汉唐之际上清道教与佛教的论争。近来又从佛教与王权的角度着手对于自汉至唐的西域、敦煌史料进行考据，研究主题含括中国早期的摩尼教徒、汉代中国与中亚之礼仪制度与佛教之关联等。整体而言，他对于汉代的佛教史、中国与西域国家的交流有重要的研究成果，并将义大利的汉学传统带入英国。
在中古艺术史方面，已经退休的韦陀（Roderick Whitfield）仍然相当活跃。研究敦煌艺术起家的韦陀毕业于剑桥大学，并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取得博士。他早期也关注过中国古代的仪式与考古学。韦陀在敦煌佛教艺术方面着述宏富。由其专精的佛教艺术着手，他也开始研究韩国的佛教艺术，成绩不俗。整体而言，他的艺术史研究涵盖了敦煌、中亚、丝路以及韩国的佛教艺术。
（二）、牛津大学
中古史方面，牛津大学有英国首屈一指的汉学家杜德桥（Glen Dudbridge, 1938-2017）。他虽然已退休数年，但仍非常积极参与东方学研究所的学术活动。杜德桥是土生土长的英国学者，曾于1963年于香港新亚学院学习一年，自始即对唐代小说持有浓厚学术热忱。他一系列对于唐代小说、文献的研究，如《西游记》与《大唐西域记》等唐代文本的关联性、《广异记》、《李娃传》、妙善公主传说等，皆为经典着作。他的小说研究关注主人翁被塑造出来的历史与宗教环境，考察活跃于唐代基层社会的道士、佛教徒、文人仕绅们的想像空间与宗教行为，并进一步探索身为为汉学家能够如何重新分类、理解唐代小说。杜德桥近年来则特别关注书籍本身的传播与失传问题，惜于2017年二月仙逝，为英国以至国际汉学界一大憾事。
另外还有恰德（Robert Chard）讲授中古中国文学。恰德自加州柏克莱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学造诣，并兼涉日本政治思想史。他早期研究六朝宗教文学，近年则进一步涉及儒家思想、理学之议题。
左冠明（Stefano Zacchetti）于2012 就任牛津的沼田佛教讲座教授（Numata Chair of Buddhist Studies) ，专精汉代至唐代佛教的研究。他对于早期汉译佛经的研究如《光讚经》等，在学界享誉多年。近来左冠明与牛津大学的佛教研究中心（Oxford Centre for Buddhist Studies）其他几位学者合作，致力于推动佛教的思想与历史研究。
（三）、剑桥大学
麦大维自1968年起便于剑桥任教，1989至2006年间担任汉学讲座教授，长期研究唐代历史文化和培养中古史研究人才。麦大维有极为扎实的古典语文训练，研究触及唐代制度、文化和文学思想，代表作为以儒家学术为中心，贯通制度与政治、知性活动的唐代学术史。该书至今仍是该领域的经典着作。他除了持续关注唐代文学、礼仪与政治的互动，近年也重视敦煌文献和出土墓志的研究潜力。据悉，中国大陆正筹备翻译出版麦大维的论文选粹。
自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取得博士学位的匈牙利籍学者高奕睿（Imre Galambos）于2012年起执教剑桥大学东亚系。他娴熟战国文字，以此撰作并出版其博士论文。他于2002年加入大英图书馆的「国际敦煌项目」（InternationalDunhuang Project），运用语言学和抄本文化的知识整理、研究馆藏的敦煌和西北文献，并进一步扩大到西夏文书，特别是世俗文献的研究。进入剑桥大学后，高奕睿也在剑桥举办过数次敦煌和西北研究的工作坊和学术讲论会。
四、其 他
除了上述三所院校，就中国古代和中古史研究而论，英国还有其他一些值得注意的学者与机构。首先是敦煌学方面，如前所述，大英图书馆向来是研究敦煌文献的重镇，并有「国际敦煌项目」的支持。目前代表的学者是薛克（Sam van Schaik）。他从西藏学的基础出发，研究中古时期的敦煌写本，尤其娴熟在中国与藏地间流通的佛教写本。
坐落于剑桥的李约瑟研究所（Needham ResearchInstitute），是英国研究中国历史与文明的重要机构。李约瑟研究所的宗旨是推广广义的科学史研究，并提供平台刺激国际间的学者交流。除了多卷本《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经常涉及古代中国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发展，李约瑟研究所的驻所学者也对古代中国研究做出贡献。前任所长古克礼精于数学史，英译、研究《周髀算经》和张家山汉简所见的《筭数书》，也重视数学知识和算术实践在社会中的角色，近期则关注出土秦简中的数学文献。现任所长梅建军毕业于剑桥大学考古系，是研究古代冶金技术的专家。
驻所的资深教授罗界（Geoffrey Lloyd）亦值重视。罗界生于1933年，出身古典学（Classics），以古希腊罗马思想史、医学史和科学史研究知名，是二十世纪相关领域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他中年后开始学习中文，开展比较研究，并和席文合作（Nathan Sivin）出版了比较古代希腊和中国科学、医学的专着。他也独立撰作许多包含古代中国、视野宏阔的比较思想文化史专着。在罗界的影响下，有越来越多英美和欧洲的学者开始涉足古代世界的比较研究。唯目前研究的重点仍在哲学、医学和艺术，较严格意义上的比较历史仍待耕耘。
最后，伦敦大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London）和爱丁堡大学（University of Edinburgh）也有研治古代和中古中国的学者。伦敦大学学院的罗维前专长是医疗史，现为该校「中国仁康中心」（China Centre forHealth and Humanity）主任，曾为文讨论古代和中古、特别是汉代关于身体、医药、医学论述等课题。她也在近期出版的《插图中国医疗史》（Chinese Medicine and Healing: An IllustratedHistory）中，负责汉代部分的编撰工作。[14]爱丁堡大学的耿幽静（Joachim Gentz）是海德堡大学博士，现任亚洲研究系中国哲学与宗教讲座教授。耿幽静的研究兴趣包括上古秦汉思想史、中国经典诠释，以及古代的礼仪与宗教。他以英文和德文发表，有多篇环绕《春秋公羊传》的论文，和有关古代礼仪、修辞、论辩的研究。近期编撰了《古代中国论说的文学形式》（Literary Forms of Argument in Early China）。
五、结 语
如前所述，英国的古代和中古时期汉学研究的规模不大，中国古代史和中古史的研究成果亦有限。二十世纪后半以来，什麽是「英国汉学」益发成为问题。在不远的将来，至少就英国的汉学和中国古代、中古史传统而言，国别范畴可能不再是观察学术社群及研究传统的主要指标。出于前述的条件限制，「谁」能「代表」英国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英国汉学虽然有其传统，不乏数位闪烁耀眼的汉学巨擘，但二十世纪末叶之后常呈现欲振乏力的状态。对于此瓶颈，最中肯的反省仍为巴瑞特的《独一无二的无精打采：英国之汉文书与汉学家简史》。[15]巴瑞特回顾英国汉学发展的历史，指出早期殖民主义方针下的中国研究过于功利，其后英国图书馆的研究资源又比不上美国一流大学馆藏，皆不利汉学发展。他尤其针对第二点提出沉痛批评，点明英国汉学家总是无精打采的原因。此文的分析已熟为学界所知；但读者经常忽略的是，该文并没有抹灭英国汉学家出类拔萃的特性，例如在翻译中国文学、官制史、史学史等方面，英国汉学家有极大的贡献。客观环境的限制，在结构上为英国汉学前景添上不确定因素，但并没有因此击溃英国汉学深厚的人文精神。如何在既有基础上，利用频繁国际交流的环境，并汲取英国其它人文社会学科的洞见，当是未来英国汉学界推展中国古代暨中古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1]英国汉学发展的简要回顾，中文可参考魏思齐（ZbigniewWesołowski SVD），〈不列颠（英国）汉学研究的概况〉，《汉学研究通讯》27:2 (2008)，页45-52。关于古代和中古议题的研究发展，可参考陈友冰，〈英国汉学的阶段性特徵及成因探析──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为中心〉，《汉学研究通讯》27:3 (2008)，页34-47。该文虽以古典文学为例，其观察相当程度上也适用于历史研究。
[2]执笔人之一的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虽为美国人，但当时任教于剑桥大学，见后文。
[3]作者群中另有两位英国学者Anthony Snodgrass和Geoffrey Lloyd，但他们主要研究领域分别是古希腊考古和古希腊罗马的科学与医学史。
[4]应强调的是，本文关于学者开始任职某学术单位的时间，资讯多来自他们的个人网页或学术履历，如有前后一至三年的落差，还望读者谅察。
[5]题目包括颜色在晚商的涵义（Wang, Tao, 1993）、良渚文化的玉器（Salviati, Filippo,1996）、晚商的青铜兵器（Chen, Fangmei, 1997）、古代的性别考古（Tsang, Shun-lingIrene, 2007）。关于甲骨文和青铜器的论文很可能是由当时任职亚非学院的艾兰（Sarah Allan）担任指导教授。
[6]麦笛的论文后来改写为专书出版，见Dirk Meyer, Philosophy on Bamboo: Text and theProduction of Meaning in Early China (Leiden: Brill, 2012).
[7]值得注意的是，剑桥大学的大学图书馆收藏不少甲骨片，并製作了世界第一份的3D列印甲骨，可透过图书馆网站进入检视。网址：http://www.cam.ac.uk/research/news/world-first-as-3000-year-old-chinese-oracle-bones-go-3d
[8]新作出版于2016年五月，见Michael Loewe, Problems of Han Administration: AncestralRites, Weights and Measures, and the Means of Protest (Leiden: Brill,2016).
[9]此点是笔者（傅扬）个人的观察。陆威仪既是美国学者、在美国接受完整教育，后又回到美国执教，从后见之明看，他似乎应被归类为曾在英国发展的美国学者。但也许更重要的一点是，陆威仪在剑桥任教时出版的几部着作，都是由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SUNY）「中国哲学与文化丛书」（Series in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ulture）刊行，其研究也未见深刻的英国汉学影响（从选题、取径和参考资料看）。我想强调的是，陆威仪的例子反映二十世纪后半以降，以国别或区域划分海外汉学特色的作法有其限制，并提请读者留心欧美出版社或重要书系在海外中国研究发展中扮演的角色。
[10]Roel Sterckx, TheAnimal and the Daemon in Early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Press, 2002); 本书中译本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刊行：胡司德（Roel Sterckx）着；蓝旭译，《古代中国的动物与灵异》（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 K.E. Brashier, Ancestral Memory in Early China(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1]Oliver Weingarten, “Textual Representation of aSage: Studies of Pre-Qin and Western Han Sources on Confucius (551-479 BCE)”(2010); Yang Fu, “Economic Discourse in Early Chinese Thought: From Antiquityto the Mid-Warring States Era” (2016).
[12]杜希德为《剑桥中国史》与《泰东》(Asia Major) 期刊主编，其晚期代表作为TheWriting of OfficialHistory under the Tʻang (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1992)，有中文翻译：《唐代官修史籍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该书考察了620年至850年间官方修史机构的创设变迁，以及择取史料编辑成正史的过程，收在其主编《剑桥中华文史丛刊》(Cambridge Studies in Chinese History, Literature and Institutions)中。关于杜希德所编《剑桥中华文史丛刊》对于中国史学研究之贡献，可参见陈珏，〈杜希德与二十世纪欧美汉学的「典范大转移」〉，收在前引中文版《唐代官修史籍考》，页1-19；孙英刚，〈杜希德的贡献在今天的意义----从《剑桥中华文史丛刊》的中文版谈起〉，《汉学研究通讯》31:2 (2012)，页27-30。
[13]Barrett, T. H. “Introduction.” B. Penny. (ed.), Religion and Biography inChina and Tibet. (London: Curzon. 2002), pp. 1-12。 Barrett, ''ChineseReligion in English Guise: The History of an Illusion.'' Modern Asian Studies, 39 (3). (2005), pp. 509-533; Barrett, “History”, Critical Terms for the Study of Buddhism, Donald S. Lopez Jr. (ed.)(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14]Vivienne Lo, “The Han Period,” in T.J. Hinrichs andLinda L. Barnes (eds.), Chinese Medicineand Healing: An Illustrated History (Cambridge, 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31- 64 (包含两篇由Lisa Raphals和T.J. Hinrichs执笔的文章).
[15]T.H. Barrett, SingularListlessness: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Books and British Scholars (London: Wellsweep,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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