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问中国什么地方的人最有战斗力，恐怕很难有一致答案，但如果问什么地方的丈母娘最有战斗力，只要你上网一搜，这个问题就毫无悬念：上海丈母娘和北京朝阳区群众是中国民间最有威慑力的两大群体，但上海丈母娘显然更让人闻风丧胆，只要你遵纪守法，眼睛雪亮的朝阳区群众通常并不会让你为难，但上海丈母娘则会让每个未婚男性心惊胆战。
上海人晚婚现象似乎不能全怪丈母娘们（图源：VCG）
如果上海人平均结婚年龄全国最高是因为上海丈母娘的缘故，从响应国家晚婚晚育号召来说，或许上海丈母娘和朝阳区群众一样都值得政府表扬。
上海丈母娘比窦娥还冤
相比北京、深圳、广州、杭州等城市，上海确实缺少创业文化（详见大象公会往期文章《上海为什么缺少创业家》），与其经济龙头地位严重不匹配。但是，在“动点科技”刊载的这篇文章中，影响上海互联网创新的五大因素中，上海丈母娘高居第二位。
这大概是对上海丈母娘最没有道理的攻击了。
“六普”资料显示，上海常住人口中，年龄在20-34岁的婚育旺盛期总人数为731.97 万，其中422.03万为外来人口，上海常住人口中处于婚育年龄的人群，外地人与本地人约为4:3，而本地户籍婚育年龄的男女性别比约为1.06:1。
也就是说，在上海工作生活的男性，一大半人的丈母娘根本就不是上海人。更关键的是，不管上海本地人是否是被“丈母娘文化”磨平了冒险精神，本地年轻人缺少冒险精神在京、穗、深也同样存在，因为这些城市的创业者主要都是外地人。
而且，有幸娶到上海女性的外地“硬盘”实在不多，虽然缺少统计数据，但不难判断数字不会太高。根据上海户籍政策，夫妇一方为外地户籍者，依法办理婚姻登记满10年、年满35周岁，可准予其在配偶户口所在地落户。而2010年上海六普统计，因婚姻关系迁入上海户籍总人数为19.23万人。
也就是说，即使有一半上海的跨地域婚姻家庭，尚未将另一半的户口迁入上海，但考虑到还有一半是男性与外地女性结婚，所以，上海丈母娘招外地女婿的数字，与此数相差应该不会太大，即外地男性娶上海女性的，最多也不会超过十分之一。
毕竟上海与外地的文化习俗差异在那里摆着，即便外地“硬盘”们相对更有上进心，但上海丈母娘们显然更希望女儿安安稳稳嫁给上海男小伟，苛求外地女婿有房有车的实在是少数。
事实上，北京的情况与上海完全相同，不但北京丈母娘同样要求女婿有房有车，而且北京大妞们往往也爱强调只喜欢特爷们的北京小伙儿，对抠抠缩缩的“王德彪”们不太感冒。
但是，北京丈母娘的名声远没有上海丈母娘那么糟糕。
上海丈母娘为什么苛刻
2017年2月《人民日报》海外版刊载的《最新中国彩礼地图出炉》一文中，北京“20万加一套房子”的彩礼甚至高于上海的“10万加一套房”。按这个缺乏可信统计的说法，恐怕北京丈母娘才是最苛刻的，考虑到京沪房价和收入水平，北京丈母娘与上海丈母娘起码是平手。
但是，京沪两地丈母娘的要求相同，为何北京户籍人口的平均结婚年龄显著低于上海？
如果有无住房是影响结婚年龄的决定性因素，那么就有必要比较一下京沪两市户籍居民的住房水平了。
北京官方发布的《社会建设蓝皮书（2013）》显示，北京户籍人口住房超过一户一套，如果不考虑一些特殊城市，北京户籍人口的自有住房率可以认为是全国大城市中最高的，基本达到一人一间，远远超过中国平均水平——2013 年社科院公布的数据，中国户籍城镇人口的自有住房率为 89.6％。
北京相对优越的住房条件，因为它是首都。仅“央产房”（即中央在京单位已购公有住房）这一个因素就足以让北京人均住房水平远远高于上海。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央产房总量约为 160 多万套。
而2011年上海户籍人口的自有住房率就从最高峰时的82%下降到 70%以下，深圳的数字则是76%，广州的数字是72.8%。自有住房率仅仅是一面，因为它并不能完全反映一个城市的居住水平。上海人不但自有住房率低，而且过去六十年来一直就忍受着全中国最恶劣的住房条件。那么，今天上海人均住房到底有多大？
不同机构发布的数字有很大区别。2010 年“六普”时发布的数字。上海城镇人口人均27.25平米（建筑面积），而《2014 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字则为35.1平方米（建筑面积），折实用面积为17.8平米。
无论哪一个数字，或许都应该与香港对比一下——在中国大陆人心目中，香港人的住房只能用惨和暗无天日来形容，那么“蜗居”的香港人的人均住房实用面积是多少呢？16平米。
按照 2014年公布的数字，上海人均居住实用面积只比香港大1.8平米，如果采信 2015 年公布的数字，按2014年同样折算率，上海人均居住的实用面积则会低于香港。
以上海人今天的居住环境和曾经的漫长可怕记忆，把全中国最通情达理的丈母娘都搬到上海来，她们都不会表现得比上海丈母娘更宽宏大量。
所以，请不要再说上海丈母娘最苛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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