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选举已经结束，但不少人仍记得当时投票现场的一幕。当林郑当选的消息公布，泛民选委旋即举起“我要真普选”的横幅绕场抗议。而在公布选举结果前的查验废票阶段，既有选委在选票上写出“我要真普选”字样，也有人在选票上爆出粗口。尽管这些废票均是无记名，但考虑到选委会的结构分布，泛民当有最大嫌疑。显然，这些人不止是在针对林郑，更是针对站在林郑背后排他性支持林郑的中央政府，是在借此合法却激进的方式表达诉求，并发泄他们对中央政府倾向性介入特首选举的不屑与怨气。很大程度上，这也折射出港人今天的普遍心态或情绪，反映出现行选举机制和港人认同仍有不小差距。
(图源：Reuters/VCG)
事实上，这样的激烈冲突，不过是过去多年二者政治关系的最新延续。回顾过去近三十年泛民和中央矛盾冲突的演进过程，感到这一切像极了一场充满误会与争吵的韩剧，为这个原本严肃的政治话题，平添了许多戏剧性张力。
历史上，泛民与中央的关系原本不至于如此。在香港回归前的政治谈判阶段，泛民一直是“民主回归”的主要倡议者之一，并且和中央政府保持着良好沟通，司徒华、李柱铭等还进入过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但“六四”改变了一切，成为双方一个无法打开的心结，从此开始，一方被戴上了“祸港”和“反对派”高帽逐出体制，甚至有时候被指责为“汉奸”，另一方则被画上了“专制”与“独裁”脸谱，成为戏剧故事里欺压弱小的大灰狼化身。剧情冲突一波高过一波：2003年，泛民发起50万人大游行，抗议为《基本法》23条立法，最终导致立法夭折，也成为董建华辞职的重要原因。2005年，针对曾荫权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泛民发起争取普选大游行，而且在最后投票环节否决政改方案，使得双方矛盾进一步加深。2014年，为追求双普选以及抗议中央政府“一国两制”白皮书和8o31框架，泛民发起“占中”行动，并在第二年否决了基于8o31框架的政改方案，创下了1949年后地方议会否决中央决定的政治先例。而今次特首选举，一方用尽全力为林郑“箍票”，一方则全力支持本属建制阵营却没有获得中央足够信任的曾俊华，双方闹得水火不容。
诡异的是双方虽然冲突如此，却一如韩剧中的泛滥桥段，关系并没有彻底一刀两断，反而如藕断丝连般时断时续。譬如，在事关回归的根本问题上，泛民并没有制造什么阻力，在有关“一国”的问题上，泛民也和港独与激进本土等保持了充分的距离。在曾荫权时期，中央政府曾释放善意，承诺过普选时间表，又在2012年香港政制改革问题上，为民主党提出的“普选区议会代表”方案大开绿灯，而泛民也在司徒华影响下在立法会表决时投了赞成票，从而奠定了当前香港政制的基础。到了梁振英时期，虽然双方在占中和8.31方案上爆发了严重冲突，张德江访港时还是会晤了泛民议员，中央政府也为部分泛民发放了回乡证，甚至劝退了一心竞选连任的梁振英，王光亚还称“泛民大多数是爱国爱港”，这些都说明，泛民和中央政府之间并没有解决不了的冲突，甚至还有不少共同之处，中央政府其实还是希望与泛民和解，而泛民也还没有任性到想和中央彻底决裂。然而，剧情离奇，可能是结局未到，也可能是两位主角意犹未尽，双方的信任之冰终究未能消融。
用韩剧做比喻或许不够严肃，但却能说明这场冲突的本质，有助于让戏中人跳脱本位，把问题看得更清楚。任何冲突都不可能单边构成，包括喜剧，也包括政治。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中，双方都有责任，若不是中央在“六四”问题上给泛民种下心魔，在回归后的治港实践中用斗争思维将泛民长期排斥在团结对象之外，泛民也不至于如此情绪化的对抗中央。而对泛民，若不是长期深陷意识形态迷障，忽略香港和国家大局，经常为逞一时之快，情绪化地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拉布而拉布，甚至纠合民意对抗中央政府，中央恐怕也不至于处处提防甚至打压泛民。
在这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冲突中，中央政府当然负有责任，要反思检讨自己的治港政策，应该更有自信的处理好和包括泛民在内的香港主流政治社会的关系。但是泛民呢？是不是要承担更多责任，要更深入透彻的检讨与反思？
回顾中央与泛民的冲突与合作历史可以发现，中央政府并不是没有给过泛民和解机会，也不是不想和泛民构建良性互动的关系，问题的关键在于泛民总是消极对待中央善意，甚至在中间不合时宜的“玩政治”，前脚刚达成共识，后脚又反水的事情屡屡发生，在不少中共治港官员的心中，泛民根本就是不识抬举，中央的善意经常是热脸贴上个冷屁股，有时候，他们甚至认为泛民是在耍弄中央政府；这种感觉同样存在于泛民不少成员的认知里。在曾荫权时期，泛民本来已经在2012年香港政制改革问题上与中央政府达成妥协，结果因为错误评估形势，后又继续以对抗姿态抵触中央政府。在本届特首选举上，泛民在选前就曾透过特定渠道向中央政府表示，只要梁振英退出竞选，林郑和曾俊华都可以接受，但在中央“劝退”梁振英，并在林郑和曾俊华两人中明确表示出更支持林郑的时候，又反过来和中央政府对着干，全力抵制林郑，力挺曾俊华。
在北京一些较为保守的官员中，这种完全不守承诺的“玩政治”方式，让中央根本无法对泛民建立信任，他们无法明白有时候作为民选议员，特别是民主派的民选议员，在自己的基本选民心目中，根本无法不对中央政府大部分政策持保留态度，这就是他们的政治正确。对于深受自由主义影响的泛民来说，也许他们认为自己的行为合乎政治信仰，体现了他们在“两制”下追求普选的不依不饶，但他们却没有搞明白，“两制”的前提是“一国”，香港是中央政府下辖的特别行政区，在法理上完全从属于中央政府，如果泛民连对“一国”下的中央政府都缺乏应有尊重，中央政府又怎么可能对之建立信任？其实，他们的选民也并非只懂冲动，这一次港独议员被褫夺议员资格，市民也没有给予多少支持。当今中国虽然是发展了经济，但他的文化传统和威权体制，都要求地方政府的忠诚为前提，才能回馈给地方政府以保护并授予更多权力，如果地方政府连起码的忠诚都做不到，中央政府根本就不可能给予保护，而且会越来越收窄原本可能授予的权力。
而且即便泛民有自己的一套行事逻辑和政治信仰，也要换位考虑中央政府的担忧和关切，不能不做换位考虑。香港曾被港英统治长达一百五十年，长期盛行“恐共”、“反共”甚至“反中”情绪，至今依然面临人心回归难题。再加上香港回归将近二十年仍未能履行《基本法》23条立法的宪制性义务，中央政府自然难免在治港工作上要考虑到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这本来是“一国两制”下泛民和中央政府建立互信的机会，完全可以透过沟通来找到公约数，但泛民却总是忽略这个过程，自视为先进理念的代表，肆意单边行事，以至于双方关系渐行渐远。
香港当然应该实现普选，因为这是《基本法》的承诺，也是港人对民主的追求。但政治历来皆是妥协的产物，任何罔顾现实的冒进都只会适得其反。即便被泛民视为典范的英国，其民主发展也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相反，法国普选之路倒是坚拒妥协，整个过程轰轰烈烈，可结果不单充满坎坷，几经动荡，而且还酿成过恐怖暴政。泛民要问自己的是，香港究竟是想要法国式的动荡民主，还是想要英国式的循序渐进民主。回顾中央政府在特首选举上的承诺，虽然步伐比较缓慢，推行过程中也有太多不必要的担心和限定，和港人的期望还有距离，但总体来说，是在朝着普选的方向循序渐进推进，在这一过程中，泛民本可以建设性方式和中央沟通，表达港人诉求，解除中央顾虑，推动普选进程，但他们却选择了一条简单对抗的道路，让本可一人一票的普选，在此次选举中成为了泡影。
泛民应该清楚，自由主义的要义在于包容和尊重不同政治主张，否则如果以自由之名忽略内地特殊国情，一味排斥中央政府，那和专制又有何区别？遗憾的是，这些年来，泛民不仅没能有这个真正的自由主义心胸，反而进一步透过排斥内地，把自己缩限在香港的本土范围之内，一部分激进势力所以从泛民中分裂，演化为港独和激进本土，其原因就在于此。在对自身和内地的认识上，也许泛民最需要检讨的地方，就是他们既不了解今天的香港，也不了解今天的内地，他们对两地政治的判断，还停留在1989年“六四”状态。在这一点上，连西方大国都注意到内地变化，特朗普都在积极和中国寻求合作，但身处内地身边的泛民，却因为意识形态束缚，井底蛙那样把自己锁在香港的狭小视域内，不单不肯正视两地发展落差和内地独特国情，反而继续以高冷的姿态将香港自外于内地发展的战略之外。
以上种种，让人怀疑泛民是不是已经丢掉了初心，忘记了对这个城市要承担的责任。泛民是被港人寄予期望的政治力量，他们的目标是自由民主和社会公义，他们曾发誓要以香港未来和市民利益为依归，可是今天他们的做法，已经在和这个目标背道而驰，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香港的消极力量，与梁振英一起，成为香港社会撕裂的一大要因。泛民要明白自己不是港独，不能像港独一样肆意消耗香港未来，要明白自己不是支联会，没必要抱着意识形态的神主牌和中央对垒，但是他们能在思想上转过弯吗？
香港正面临着严重的政治矛盾、陆港冲突以及深层次结构矛盾，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各方达成共识，需要各方都表现出以问题导向的建设性态度。泛民是香港的一股重要政治力量，他们代表了六成以上的香港民意，如果他们转不过这个弯来，这些矛盾将永远无解。所以泛民必须找回初心，必须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必须要真正以香港未来和市民利益为依归，如果再这样情绪化地为了反对而反对，永远活在对立情绪中，就会永远找不到香港和自己的出路，最终结果只会大家都输，这样既耽误了香港，又耽误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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