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究竟有多么不一样？加州学者张隆溪曾经用了一个例子:小说家波赫士为了彰显中国人的“不一样”，说他在一部中国百科全书里读到中国人对“动物”是这样进行分类的:
一、属于天子的动物，二、经过防腐处理的动物，三、已经驯服的，四、乳猪，五、会尖叫的，六、寓言动物，七、无主的狗，八、属于此类的……，十一、用骆驼细毛可画出的，十二、以此类推，十三、打翻了水瓶的，十四、远观貌似苍蝇的。
波赫士当然是天花乱坠，旨在嘲弄，但傅科却正经八百地去解读波赫士的玩笑。他说，中国人这样“不一样”的思维方式显示出“在地球的另一端有一个文化，这个文化专注于空间秩序；对于事物的复杂性的理解，以我们的归类思维方式，与他们是完全无法进行命名、讨论、思考的。”
中国人的“非逻辑”思维在中国哲学家圈内也是一个争论已久的题目；梁漱冥就曾经强调过中国人重玄学的直观思维。但是波赫士的“百科全书”如此荒谬而竟有人上当，表示“中国人不一样”这个认定在欧洲是如何的根深蒂固。这种认定在的通俗文化里也非常普遍。
德国南部有个旅游景点，叫“欧州乐园”，有“小意大利”、“小瑞士”、“小法国”等。每个小国里都有鲜花怒放的庭园、雅致的小桥流水。带着民族风味的房子漆着明亮的彩色，童话中的公主和小矮人随着甜美的音乐向游客微笑、点头。
乐园中唯一不属于欧州的国度叫做“巴塔维亚之屋”（巴塔维亚是雅加达旧称）。这个亚州小国嘛，就在一个乌七八黑的水流通道里，阴森森的。游客坐在小船上，看见的是头戴斗笠、蓄山羊胡的蜡制中国人。怪模怪样的亭台楼阁；鳄鱼埋伏水中，长蛇盘身树干对游人丝丝吐信。失火的房子里，一个黄种人强盗高举着尖刀正追杀一个嘶喊的妇女。
“欧州乐园”所推出的亚洲图像使我想起英国作家德昆西的名著“一个鸦片鬼的忏悔”。“忏悔”中当年最脍炙人口的段落是他对自己梦魇的描述。德昆西的梦魇有一个不断重复浮现的主题:“属于亚洲的种种最恐怖的酷刑和意象。”誓如“在中国和印度最常见的热带动物──飞禽猛兽、爬虫、奇花异木”，都以最可怕的形象出现。鳄鱼追咬不放，他逃进“一间中国房子里，里头藤制桌椅的脚突然活动起来；鳄鱼那令人恶心的头和邪恶的眼盯着我看。”但他的孩子将他吵醒，他看见孩子“天真”的、“属于人类”的脸庞时，不禁泪下。
“欧州乐园”所反映的不过是德昆西对欧亚文化差异成见的翻版──欧洲是光明的、理性的、愉悦无邪而安全的，亚洲则是阴森的、非理性的、神秘诧异而危险的。可叹的是，从德昆西到“欧州乐园”，人类已经走了一百五十年的时光！
欧洲人固执地继续相信“中国人不一样”当然有许多复杂的原因，其中之一可能是人们对异国风情有一种自然的向往；神秘而又危险的异国风情较之一般的异国风情又更有刺激性。没有了阴森恐怖的“巴塔维亚之屋”，“欧州乐园”岂不太无聊了？
两极化的东西文化
中国人对西方人自然也有难以打破的成见。在义和团的年代，许许多多的中国农民深信传教士会拐骗小孩，然后在教堂地窖里挖出小孩的眼珠。到一百年后的今天，仍旧有不少人相信中国人和西方人从人性基本上就完全不同。一九九七年十一月的上海大报就刊了这么一篇文章:
“中国人深谙兵法，但崇尚和平；我们参战是出于自卫，洋人则爱挑衅、好杀戮及侵略。
中国人出口他们认为最好的东西；洋人出口最能获利的东西。
中国人的疆界由民族融合而定；洋人疆界倚靠刺刀和马靴。
中国人讲义，洋人讲利。
中国人教导子女知足，洋人教导子女要求更多。”
黑白二分、简化到这个程度的思考在这里是无须详论的，但是同样简约制式的思考方式却也同时是许多亚洲领袖津津乐道的所谓“亚洲价值”的基础。在“亚洲价值” 的架构里，中国文化，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个群体文化，而西方文化，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个个人文化。人权观念与个人主义是分不开的，因此它是西方所特有的财产，不属中国传统。结论就是:不能将现代西方的人权标准求诸中国。对中国要求人权的，若是中国人，就是卖国叛徒；若是西方人，就是殖民主义者。这种推论法不仅只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爱用，西方许多自诩进步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所谓“文化相对论者”，也坚持这样的观点。
这样的观点有两个基本问题。首先，个人主义或者人权观念属不属于中国传统，和应不应该在中国推行人权丝毫没有逻辑上的必然关系。马克思主义显然不属于中国传统，却在中国运行了半个世纪之久。女人缠足显然属于中国传统，却被中国人摈弃了半个世纪以上。所谓传统，不是固定的既成事实，而是不断的突破发生。
第二个问题是，对文化的简化就是对文化的扭曲。中国文化在时间上绵延三千多年，在空间上横越高山大海，在组织上蕴涵数不清的民族，在思想上包容百家学说，还不去提种种巨大的外来影响，誓如佛教。“一言以蔽之”地断言中国传统中没有个人主义，就是完全无视与儒家并列的种种思想流派，誓如极重个人自由解放的道家，即便是儒家思想本身，又何尝不是一个充满辩证质疑、不断推翻重建的过程？
西方文化发展形成的复杂，同样抗拒着任何“一言以蔽之”的简化。你说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是西方文化的胎记？哪一个时期的西方文化？文艺复兴前夕或文艺复兴后？启蒙运动前或启蒙运动后？你说人权观念属于西方传统？法国大革命前或法国大革命后？个人、自由、人权，在西方文化里也是经过长期的辩证和实验才发展出来的东西，不是他们“固有”的财产。
文化，根本没有“固有”这回事。它绝不是一幅死的挂在墙上已完成的画──油墨已干，不容任何增添涂改。文化是一条活生生的、浩浩荡荡的大江大河，里头主流、支流、逆流、漩涡，甚至于决堤的暴涨，彼此不断地激荡冲撞，不断地形成新的河道景观。文化一“固有”，就死了。
当然，把文化简化、两极化，是挺有用的。它能够清楚地分出“非我族类”，而异我之分又满足了人类天性需要的自我定位与安全感。对于统治者而言，它又是一个可以巩固政权的便利工具。步骤一，他按照自己统治所需来定义什么是“民族传统”、“固有文化”。步骤二，将敌对的文化定义为相反的另一极。步骤三，将他所定义的“民族传统”、“固有文化”与“爱国”画上等号。这么一来，任何对他的统治有所贺疑的人都成了“叛国者”，他可以轻易地镇压消灭，往往还得到人民的支持，以“爱国”之名。
代表谁的中国人？
文化多元主义的原则是很吸引人的∶不同文化之间确实存在差异，而且我们必须尊重别人保持文化差异的意愿。但是在我看来，问题症结不在“尊重”文化差异，而在“认识”真实的文化差异。好吧，“中国人说，人权观念属西方文化，不是中国传统，所以不适用于中国”。在辩论适用不适用之前，有些根本的问题得先搞清楚。
是什么“中国人”提出这种说辞？他们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是中国人的少数还是多数？如果是少数，他们有什么代表性？如果是多数，他们持这样的主张是基于什么样的历史事实、什么样的哲学思考、什么样的动机、什么样的权利？
这些问题不先追究，我们何从知道他们所宣称的“文化差异”是真是伪？如果所谓文化差异根本不能成立，就不必再讨论下去了；文化相对论者也无法置喙其中。假使文化差异是真实的，这个时侯，作为一个西方人，他可以考虑究竟该如何看待这个差异，而谨记伏尔泰的名言:“尊重不一定是接受。”作为一个中国人，尤且是一个认识到凡是传统就得面临变迁和挑战的中国人，他很可能决定:这个文化传统压根儿不值得尊重，只值得推翻。谁也不会否认，一整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个中国传统全盘重估的过程。
但是今天的中国现实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所面对的这个政权，它从来不曾允许过别人对历史有不同的解释；它摧毁中国传统引进苏联的马列主义；它为了政治需要数十年不断贬抑儒家思想，近数年来又为了政治需要而鼓吹儒家思想；这个政权把与党的意识形态有“差异”者监禁，又对想保持“差异”的台湾进行飞弹武力恫吓。这样一个政权企图在世界上代表所有中国人说话，企图向世界解释什么是中国文化传统，并且要求国际尊重它的文化“差异”，一种由武力定义的文化“差异”。奇不奇怪？
托玛斯·曼流亡美国时，记者问他是否怀念德国文化，他答道:“我在哪里，德国文化就在哪里。”他的意思够清楚了:假使硬要一个人来代表德语文化的话，那么那一个人就是他托玛斯·曼而不是希特勒。告诉我，哪一个文化相对论者要“尊重”希特勒所宣称的德国文化“差异”？当然，同一个德语文化培育了托玛斯·曼也培育了希特勒，但是全盘接受一个由统治者片面定义的文化差异而毫不批判置疑，在我看来不是盲目无知，就是对受压迫者冷酷漠视。
人权观念属不属于中国传统？这个问题和中国人该不该享有现代人权毫不相干。但是在深入探究这个问题时，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就会较清晰地浮现出来，两者都不能以简化或两极化来理解和对比。尊重文化差异，是的，然而必得是真正的文化差异，而不是由统治者为了权力需要所设计出来的伪差异，或者是为了满足观光客而想像出来的“巴塔维亚之屋”一类的变形差异。
我个人并不担忧异国风情和神秘感的消失，真正的文化差异可以提供足够的空间让想像奔驰、好奇心深掘，而不冒扭曲的危险。扭曲一个文化固然可能点燃有趣的“创造性的误解”，却更可能导致毁灭性的仇恨。
但是今天的中国现实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所面对的这个政权，它从来不曾允许过别人对历史有不同的解释；它摧毁中国传统引进苏联的马列主义；它为了政治需要数十年不断贬抑儒家思想，近数年来又为了政治需要而鼓吹儒家思想；这个政权把与党的意识形态有“差异”者监禁，又对想保持“差异”的台湾进行飞弹武力恫吓。这样一个政权企图在世界上代表所有中国人说话，企图向世界解释什么是中国文化传统，并且要求国际尊重它的文化“差异”，一种由武力定义的文化“差异 ”。奇不奇怪？
附：网友回应
龙先生，
本来对龙先生以往的文章怀有几分的敬意，可是这一篇却不敢苟同。
延绵了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根深叶茂，但是中华文化与其他任何的文化一样都是既有精华也有糟粕，自始至终都存在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与时俱进的问题。
大陆香港台湾三地由于历史的缘故发展出不同的社会形态和各有差异的文化，这是国家民族命运盛衰荣辱所然，并不是中共一家就能完全决定的。但是无论如何的差异也属于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华文化随着不同的历史变迁而发生自己独特的适应能力而向前发展的一个具体的表现，这种两岸三地各有差异的文化正是历史上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包容性和多元性的一个现实的反映罢了。
持平而论，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源自欧洲的政治理念，面对满清留下的极贫积弱的中国，国民党主张资本主义救中国，共产党主张共产主义救中国，国共两党对于中国应当走哪条道的问题发生了根本性的分歧。政党之间有政见分歧很正常，应当通过同台竞争有胜劣汰而不是试图以国家资源对对方实行肉体消灭的打击。
如果１９２５年孙中山逝世以后，老蒋能延续孙中山生前制定的“连俄容共辅佐工农”的三政策，并从当时的国共合作过度到多党政治，中共的宿命就会像今天的日本共产党印度共产党那样，以一个左翼政党的身份在国会里拥有几个席位而已。非要全盘推翻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发动１９２７年的４１２政变宣布中共为非法组织实行清党杀头斩尽杀绝，把中共赶到深山老林打游击作山大王还要动用国家资源对中共实行一波波规模越来越大的“剿匪”，到最后却又恰恰杀不过中共，能怪谁呀？
站在民主政治的立场分析，老蒋缺乏必要的民主素养包容不同的政见去同龄当时中国的政局，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衡量，老蒋恰恰违反了作为儒教哲学的一个核心理念之一的“中庸之道”，大搞极端偏激的“杀猪拔毛”要从肉体上消灭中共，能不失败吗？
再回到文化传承的层面，无论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大陆引入共产主义，或是台湾实践资本主义，还是香港在殖民统治的文化自成一格的传承，都是中华文化在对应新的时代为了与时俱进而进行的对不同外来文化嫁接吸收再创造的过程，这个过程不论成功与失败都是中国文化向前发展的宝贵的经验，对外来文化成功的嫁接收后就本土化成了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不成功的嫁接就不被吸收需要调整基调重新出发，几千年来经历多少的风吹雨打中国华文明不就是这样过来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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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这种三地的各有差异的文化本身就属于中华文明发展史的一个自然的属性，请问中共何时宣示过港台文化就不是中国文化？从来没有！共党以前批判港台文化中所谓的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是中共意识形态在作怪，现在共党已经改邪归正了不再对港台文化中的资本主义因素大贴标签了，可是台湾人的龙先生还停留在“它摧毁中国传统引进苏联的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的层面，不少的台湾人都声称台湾人才是中华文化的代表者，不觉得违反了文化发展的本身的历史规律吗？
反儒家哲学起源于1919年的54运动并不是共党的专利，属于国人面对中国沦落到西方列强欺凌宰割的悲惨境地后对中华文化本身一些理念的反思与质疑。这种反思与质疑的产生的一些结论比如全盘否定儒学不一定对，属于国人反省和重新认识传统文化过程在起伏翻颠中前进的问题，共党同样有一个对传统文化的反省否定重建如何拿捏认识问题。具体到文革中大陆大肆反儒学，主要是受到毛泽东本人反儒扬秦的思维的结果，老毛在文革中推动的否定传统文化其根源是老毛崇尚中华文化中的叛逆思维，叛逆思维本身没有错，作得恰当的话可以提倡提高人的创造性思维的能力，只不过老毛文革把叛逆思维扩大化极端湖泛政治化最后走火入魔了。这是老毛的极端思维在中共政体下泛滥的后果，与龙先生所说的中共为了政治需要反儒是两码事。如今中共早已走出文革的极端思维，回归传统文化是必然的也是自然的，龙先生有什么理由说这又是为了政治需要？难道台湾社会在威权和民主化后都尊孔就不是为了政治需要，只有中共无论反儒还是尊儒都是居心不良的只为政治服务？龙先生这样的说辞舆论老蒋缺乏民主政治素养违背传统文化的中庸之道地把共党定位天生即匪徒要实行肉体消灭的极端思维有可不同？
中共对台飞弹是对着只想保持文化“差异”的台湾？扯淡！中共飞弹对着谋求改变台湾主权属性的台独实力。在中共的一国两制的构架里，除了主权与大陆一样同属于中国外，台湾目前的一切都保持不变，大陆也不在台湾驻兵，这样一国两制下的台湾还不能保持与大陆“差异”？当然台湾人不接受一国两制，绿营是想独立，蓝营或想以民主自由来统一，这是题外话了。但无论是台独或民主统一都与龙先生在本文所说的中共用飞弹不允许台湾保持“差异”的说辞风马牛不相及。
龙先生可能会申辩，诉求台独就是台湾人与大陆人思维不同的差异，共党就是以飞弹来对待台湾人的这种诉求独立的思维差异。请问龙先生，台湾人有台独的思维差异，难道大陆人就不能有武统的差异思维吗？这不是图谋单方面地强调己方的差异的权力来抹煞对方也有差异的权力强词夺理吗？
大陆对台飞弹部署源自“解放台湾”的理念，与台湾“反攻大陆”是一脉相承的。如今的台湾放弃了“反攻大陆”是台湾人自己的选择，但是无权以此来强迫大陆人必须接受台湾人的思维模式也跟着放弃“解放台湾”，这才是今天中国文化在台海两岸的现实，请问龙先生，到底谁才是不允许他人有差异思维的真正始作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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