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是：“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也就是说，在城市中，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工作，而不必被迫像农民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地生活。城里人也不必随时看喜怒无常的封建领主的脸色，那些封建领主往往向耕种其土地的佃农课以不合理的苛捐杂税，作为保护其免受敌人侵犯的酬劳。这样，城市就获得了日益重要的地位。和城市一起发展壮大的还有世俗国家，这些世俗国家都是由一位君主进行统治，君主高居各封建领主之上，并将统治权集于自己手中。
皮科
随着国家权力的增长，教会在市民中间的影响力逐渐缩小。特别是文化（包括大学、艺术和思想）日益为普通市民所掌握。当然，教会仍在社会上发挥着很大的影响力，但已不能施加一种绝对的控制。世俗国王与教皇屡屡发生冲突，而冲突的结果并不总是教皇意志的胜利。哲学领域的基本问题已经不再是基督教教义的内容和上帝超自然属性的特点。新的关注点开始出现，譬如国家的法律、国家的最佳组织形式、国与国之间的和平与战争、科学与艺术的可能性等等。古希腊罗马经典作家的作品，开始被人们作为理智方面的权威重新阅读和加以引用，并日益超过了基督教会神父们的地位。对事物进行调查研究和科学实验的风气也开始兴起。总而言之，人们探索研究的主要对象转移到了人和人的能力上，神学则退居次要位置。
在用极为凝练的语言表现人类思想的这一人文主义转向方面，可能没有比《论人的尊严》（1486）一书更有代表性的了。这本书的作者皮科是一位意大利青年，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曾在博洛尼亚、费拉拉、帕多瓦和佛罗伦萨等不同城市生活过，但是英年早逝，仅仅活了三十一岁。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他在诸多不同领域表现出渊博的知识，这在为他赢得赞誉的同时，也招来了仇恨（据说他是被人毒死的）。要知道，当时的意大利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由一些名门望族进行统治的许多城邦的集合体。这些林立的城邦间经常爆发武装冲突，但是那里的知识和艺术却异乎寻常地繁荣昌盛。
《论人的尊严》被有的人称作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宣言”。它讲述了一个类似于古希腊神话故事的寓言或神话传说。上帝将各种好处和能力按照一定的序列分摊给所有的被造物，从位于序列顶端的众天使，到诸如牡蛎（可怜的牡蛎的确很不受皮科待见）等最卑下、低贱的生物，每一种被造物都在其中占据一个特定的位置。最后才是人类。可是当轮到人类时，上帝发现已经没有任何特殊的好处可以赐予他了。
因此，人类在被造物的序列中没有一个特殊而固定的位置。但是这一显而易见的局限性，同时也意味着他的优势，使得人类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尊严。上帝这样对人类的鼻祖亚当说：“听着，亚当！在造物的过程中，我不准备给你任何特权，也不准备为你指定任何固定的位置。其他生灵必须按照我为它们设计的法则行事，但是你可以通过运用你的自由，寻找和塑造自己的命运。你将是你自己的形塑者，在认识了世间万物之后，你可以用自己的行动，把自己塑造成你所偏爱的任何形式。你可以上升到最高的等级，与天使和有神性的事物平起平坐；也能够堕落到下界，与低等的野兽为伍。”皮科用这样一种传说故事的方式，阐释了人类不仅仅是上帝造物的其中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还是上帝造物时的某种形式的合作者，就像是一个微型的上帝。正是这种创造的能力，使人高居其他生物之上，因为无论结果是好是坏，人都被赋予了塑造自身的使命。
文艺复兴时期最有影响的人文知识分子当属伊拉斯谟。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出生于鹿特丹，一生游历于欧洲各国，被所有国家视为富有智慧的人。虽然从小被作为神甫培养，但是伊拉斯谟请求免去他的投票权，并脱去了教士袍。伊拉斯谟是一个有着完全独立精神的人，他从不愿屈从于任何教规戒律，也不愿加入任何宗教派别，不愿卷入这些彼此对立的宗教派别间的尖锐斗争。思想史上从不缺少英勇的殉道者，他们不惜身陷囹圄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也要坚决地捍卫自己的理论。但是小心谨慎的伊拉斯谟下了坚定的决心，不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这本英雄的名册上。因此，他苦心孤诣地以一种准确、优雅而又不乏嘲讽的文字表达自己的思想，同时又想方设法避开危险，以防任何潜在的狂热分子对他脆弱的人身肆意戕害。
伊斯拉谟
伊拉斯谟认为，我们所有人都必然或多或少是个愚人。此处的“愚”不是病理意义上的“疯人之愚”，以至于应当被关进疯人院——尽管的确存在相当数量的此类愚人——而是说我们常常执迷于种种异想天开的幻想，要是没有这些幻想，生活将不成其为生活。总之，我们需要靠谎言与欺骗为生，没有这些，我们甚至连呼吸都不可能。
在爱情、政治、宗教及所有其他领域，我们都要感谢那些颇让我们当一回事的幻想和夸张。这就是《愚人颂》（1511）这部伊拉斯谟最知名作品的主要思想。在这本书中，伊拉斯谟以一种狡黠的幽默，对我们普通人最可爱的梦呓和愚妄进行了歌颂(“难道最幸福的人不是由那些通常称为白痴、蠢人、笨蛋、傻子之类在我看来都是了不起的名字的人组成吗？……首先，这些人不怕死，这就使他们摆脱了不少祸害与不幸。他们还摆脱了良心的责备……他们不为我们生活中经常发生的烦恼忧虑所苦。他们对耻辱、恐惧、奢望、妒忌、爱情无动于衷……愚人是惟一说话坦率真诚、道出真理的人，世间有什么比真理更值得赞扬呢？……愚人一生过着充满欢乐的生活，既不怕死也不知死为何物，过完这生活之后，他们直升极乐世界。”[伊拉斯谟：《愚人颂》，许崇信译])。当然，伊拉斯谟清醒地知道，并非所有的“愚行”都有同样的价值或危险。有些愚行使我们得以尽情地享受生活提供的种种可能，但也有一些愚行最后变成了不宽容、伪善、战争和迫害的动机。
虽然身为宗教人士，伊拉斯谟却对教会持一种批判的态度，特别是当时的那些罗马教皇，他们太沉迷于奢靡的生活和感官享受，太热衷于政治上的钩心斗角：他们的生活几乎和君主没有什么两样，完全不像是教士和谦卑的基督徒的代表。伊拉斯谟写了大量不留情面的针对教皇的文章，这些文章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等宗教改革运动的发动者。但当路德的改革主张使教会发生分裂时，伊拉斯谟并没有选择公开站在路德一边，而是一直保持一种高度的审慎，有时甚至还显得有些怯懦——尽管当时和历史上的任何时候一样，并不乏以粗鲁莽撞为自己的态度正名的例子。虽然伊拉斯谟在一定程度上认为路德的主张是有道理的，但是他对这位叛逆的僧侣所表现出的激烈和狂热感到不信任。因此，伊拉斯谟始终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这种态度使得他对任何教派来说都是个可疑分子……但是，他也终究得以善终。
伊拉斯谟的立场表达得最为明晰的一面是他对战争的反对。伊拉斯谟反对任何形式的战争，反对一切战争。在他的其中一部《箴言录》（即关于古希腊和拉丁格言的评论，在这些箴言录中，伊拉斯谟表现出了可与阐述自己的思想时相媲美的博学）中，他对“唯有对不谙战事者而言，战争才是浪漫美好的”这句格言进行了注释。伊拉斯谟说，只有那些受到好战蛊惑的天真烂漫的年轻人，才会相信战争是一件美妙而充满英雄主义的事——之后的西班牙作家克维多(弗朗西斯科·戈麦斯·克维多·伊·比列加斯[Francisco Gómez de Quevedo y Villegas，1580—1645]，西班牙诗人和作家。以诗歌和讽刺短文见长。他的流浪汉体小说和讽刺小说也颇为有名)同样谈论过“精力充沛却容易受骗的青年时期”。伊拉斯谟认为，人类事实上并不是天生就要与其他人类同胞为敌的，恰恰相反，人类是唯一一种需要和拥有友谊的动物，正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帮助，人类才得以成熟、壮大。战争中的种种尔虞我诈与残忍暴行都是极为不光彩的，虽然我们已经对之司空见惯，认为是“正常”的。至于一国对邻国宣战的动机问题，伊拉斯谟认为所有的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都是带有欺骗性的，因为一个想要打架斗殴的人，怎么着都能在过去找到某种证明其挑衅正当性的借口。战争的真正原因，几乎毫无例外地总是野心和用武力夺取他人财富的欲望。那些借口说土耳其人拥有不同而“危险”的宗教而鼓吹对其发动十字军东征的人，同样无法让伊拉斯谟信服。因为，如果基督徒不践行福音书中教导的仁爱和顺从，他们何从体现相对于穆斯林的优越性？伊拉斯谟甚至说：“如果不去看十字军东征的名字和徽章，我们就无异于和土耳其人作战的土耳其人。”现在伊拉斯谟终于表现出勇敢的一面——他提醒君主们应当时刻记住，他们统治的是自由人而不是畜群，不要为了满足自己的个人私利，而用各种欺骗手段把民众带向屠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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